自我簡介

第四屆《中華文明的二十一世紀新意義》學術研討會（喜瑪拉雅基金會） rev. 2003.10.10

【關鍵字】全球化，知識經濟，知識平台，梁啟超，桐城派，朱熹，易經，詩經，孫子，史記，文心雕龍，多元協作，文化縱深、智術統一論，文武合一，新五經，企管教育，彼得．杜拉克，科技創新，胡適，楊振寧

要瞭解“中華文明在二十一世紀的新意義”，我們必先瞭解什麼是二十一世紀最重要的新機會和對應而來的新挑戰。因為現代社會的文明和經濟，比諸以往傳統社會更是息息相關；在談 “傳統中國教育與二十一世紀的價值與挑戰”之先，我們不妨先選大家都關心的經濟話題，做為大會議題的切入重點。並從經濟和企業的角度來「格」“中華文明裏傳統中國教育”這個「物」，以求「致」它在“二十一世紀的價值與挑戰的新意義”這個題目下的「知」。這在兵法上就是所謂的「射敵先射馬，擒賊先擒王」；在企業管理上，就是所謂「先做最重要的事」。把兵法和企業的方略用于人文學術研討，相信也是一樣有效，或者還更積極，而且更易于溝通。

能夠瞭解自家的多元文化和西方文明的特性，這才能宏觀中西文化和文明的同異，而不是斤斤計較於誰高誰低的情緒化問題。《孫子兵法》說﹕打仗之前，先要「知己知彼」。這和企業競爭力中，如何有效掌握資訊戰力和市場脈絡的走向，具有相同的意義。能夠「知己知彼」，找出什麼是在“就地取材”的便利之外，“中華文明”本身客觀具有的優異性，而它們又有“垂直”(orthogonal ) 於西方文明，不能被它取代的特性。因為不能相互取代，所以才能互補[1]，因此才會對世界文明多元協作(synergy) 的整體有正面的益處[2]。就像羅馬的文明，是由於綜合相互衝突而互補的希臘和希伯萊文明而壯大[3]。

另外從優生學的角度來看，近親通婚常常引發隱性基因的疾病；而芯（晶）片積層電路裏的雙層氧化薄膜不容易重復缺陷，但單層則良率易於偏低，都是由於類似的道理。再從文明史來看，大陸文明和海洋文明的混合，常帶來“動靜平衡、攻守兼具”的新文化。而一個大陸文明再加另一個大陸文明，或者是甲海島文化加乙海島文化，則產生的致命缺陷常大于優點的重復混合。因此，同類的文化和科技，只能借鏡反省而原地精進。但吸收不同文化中的優點，卻能擴大本身的能力和眼界。

就此而論，A海島文化向遠方的C海島文化借鏡，最終的獲益，將大于向鄰近的B海島文化抄襲。而D內陸文化向遠地的F內陸文化“取經”，即使是類似的思想模式，也有也有加分的作用。在中短期內，受益大于向附近的E文化學樣。所以，如果我們能對21世紀的“中華文明”做出有“創意”的互補融合，當然就將會對「全球化」的“經濟” 和“知識”起正向擴張的貢獻，從而有機會，間接或直接產生燦爛的世紀新文明[4]。

經濟這個名詞，不僅今天人人挂在口頭；經濟概念的本身，也是世界性的老課題。但它在西方成為一種社會科學，也不過只有三百多年的歷史。這和有清一代，著名的桐城派的歷史年齡也“差不多”。清朝晚期的名臣曾國藩，他在政、經、軍的成就之外，也同時是國學中桐城派的關門大師。他把桐城派創宗大師姚鼐的學說加以擴大，認為基本國學教育應該在“義理、考據、文章”之外，再加上“經濟”（經世濟國，學以致用）這一要項。換成較現代的學術語言，這四個詞彙大約就是今人所謂的 “文藝、歷史、哲學、政治和財經”。在廣義的範圍之下，“財經” 當然也包括了“貨殖”和“工藝”在內。換成現代的語言，它們就是「企業」和「管理」，以及「科技」和「創新」，而以「人本思想」和「科學的人道主義」為中心的學問。

一個社會的「企業管理」有效率，「科技工藝」的創新蓬勃有生氣，自然它的「器物文明」也就進步。在經濟生活相對應提高了以後，孔子說「行有餘力，則以學文」，《史記．貨殖列傳》說「禮生於有而廢於無，故君子富，好行其德」，有文藝的主動活潑和德治的被動規範，這就給「文化文明」帶來有效的發展力。所以說，經濟和文明，道德和秩序幾乎是孿生兄弟，“一弛一張”如影之隨形，各有其份，不能機械性地去分割。因此，要討論“文化文明”和時代對它的沖擊，必先由經濟生產的活動力和道德法律的約束力這兩方面來觀察。和這也就是1500年以前，劉勰在《文心雕龍》裏所指出的「文變染於世情，興衰繫於時序」。劉勰雖然只用了 12 個字，可是觀察宏闊含義深刻，不受時空的侵蝕，用于人文研究，始終鋒刃如新。以下的討論，由於篇幅的限制，只就企管教育和科技創新這兩大類來分析。

看一門學問，應當首先觀其大體，然後再去微觀細節。由上而下，上善如水；有如《孫子》所說﹕「兵形象水，因地而制流」。從宏觀的眼光來看經濟，新世紀最熱門的考慮大約是下列兩大話題 ——“全球化”和“知識經濟” 主導下的商機和危機。

“全球化”和“知識經濟” 這兩個熱門的名詞其實不是新觀念。中國人在明太祖洪武22年（公元1389年）就繪製了包括亞、非洲的《大明混一圖》。但是對“全球化”和“知識經濟” 既不敏感，也不積極，略知而不真行。從歷史的角度來看，這兩個名詞真正結合而發揮戰略威力，還是實踐於西方文明繼承希臘羅馬海陸擴張文明而來的近代帝國殖民主義和資本主義。但從基本的涵義而言，“全球化” 這個名詞對不同的對象有不同的要求[5]。就企業來說，這牽涉到該企業在全球的

“戰略”佈局，也可以說對生產力和運輸線的全面掌控。因此這是一種以“空間” 為重的考慮。

相對地來說，“知識經濟” 則是從“時間”來考量知識產權在質和量上的領先程度[6]。因為人類的智商相差有限，在一般的情況下，某甲所知的“科技機密”，給予充分的時間，某乙也多半能達到相等的知識水平，從而可以具有經濟力和競爭力的先機優勢。知識的差別，大部份受時空環境的影響，加上一些“偶然”的機遇。但若從「知識在時間上“必然”的差別」來看，大約可以分成三類﹕

1. 因為知識高度的差別，知與不知的差別不可以漸近，必須飛躍而至。所以在時間上的落後，象征的說，接近於無窮大。這就是「夏蟲不可以語冰」和「下士聞道大笑之」在「知識」上無限的時間差別。

2. 知識的差別是經由許多的細節和經驗的累積，其差別也可以趨近於無窮大。這就是企業家郭台銘所說的「魔鬼都在細節裏」。

3. 因「出奇制勝」而領先的知識，其領先的「半衰期」是短暫的。商場上股票的短期操作，和「一代拳王」的商業產品，都屬于此類。一般的商業運作，多半是 2 和3的混合。而藝術和科學，則有3項的混合。天不生牛頓，終究會有「小牛頓」站在「小巨人」的肩膀上，達到牛頓的高度。但是如果沒有杜甫，那麼「大蘇」加「小杜」，還是不等于「老杜」。

一位寫科學專欄的科學家， Philip Morrison (MIT), 就曾經講過一個“知識累積和時間的關係”的“半笑話猜想”﹕“如果給予充分的時間，那麼瞎眼而能造拱形大巢的白蟻，也可能造出大型天體望遠鏡來。”這個以“時間” 為重要條件來衡量“科技發展速度”的看法，可以從做“茶葉蛋和湯圓” 的技術上檢驗，也可以從做“原子彈和晶圓”的歷史上印證。因此，“全球化”和“知識經濟”的考量，其實可以說是對“時間和空間” 這兩個“最大公約數”的有效掌握。有了“時間和空間” 這麼簡明的“參數” 和“坐標”，那麼我們才比較容易來分析和回答像“中華文明在二十一世紀的新意義”這樣的大問題；而且有可能把“傳統中國教育”裏一些「舊經典」中的價值和某種「活智慧」，以簡明的方式表達出來，再以之應對二十一世紀經濟方面的挑戰。至於如何把這些「活智慧」，活學活用到和經濟競爭直接相關的「企管教育」和「科技創新」上面去，那就是這一篇論文的目標。由於是「大題小作」，所以只能擇要略論，但盡量用實例去闡明論點。

在二十一世紀談「傳統中華文明」的「新意義」，我們須要借助新時代的各種「知識平台」，來重新闡明「舊經典」所曾指出的「智慧」方向。把這個新方法用於已經被檢驗過多次的經典思維，我們才能站在前賢的“巨人的肩膀上” ，而受益於「舊經典」裏的「活智慧」，去，開發「一代有一代之學」。舉例來說，群眾的語言就是不自覺地站在時代資訊媒體的平台上，發展出新一代的語言。而回頭去看上世紀初，胡適所提倡的「白話文」，現在又覺得那已經是“半古典”的文字了。所以，如果這一代如果不能提出承先啟後的新思想，那麼不僅舊一代的智慧 “敝不可用，怪不可解”，而新一代的學說也是隨波逐流，仰人鼻息，只能永遠不自覺地停在“知識半殖民地”的地位，還沾沾自喜。

借用《文心》的觀念「文變染於世情，興衰繫於時序」，用「知識平台」來理解傳統和現代文明的交相作用，應該要比用十九世紀的學術名詞自說自話，要更易于被現代人所接受。這個說法雖然簡單，但是回頭看「傳統中華文明」的發展，不能不感嘆地說，自從先秦諸子之後，中華文化沒有發展出更高的「知識平台」。沒有新的「知識平台」，而想「格物窮理」，就像大力士烏獲，雖然用力拉自己的頭髮，也不能自舉離地。梁啟超曾感嘆地說，要不是印度佛學的輸入，中國可讀的經典一下子就看完了。但印度文化和先秦諸子之學，都是建築在類似的「知識平台」上。它雖然豐富了中華文明，但沒有在科學文明上帶來突破。所以其後多少代的學者們縱使有相當於前賢的智力，但是受到社會制度等的限制，和沒有在根本知識上的突破，以致雖然一代也有一代的見地，但是大部份是在原地打轉。一些有能力的學者，充其數只是打圈子的速度比別人快一些，或者以許多迷人的小碎步，跨出了小半步而已。因為沒有在數理科學的領域，向「上」發展，所以眼界並沒有比先秦諸子百家看的更遠，因此始終跨不出關鍵性的一大步。因為科技沒有向「下」發展，所以對過去文明的考古，和自家文化的來源，也沒有比前人知道的更多。文化僵化的現象，其實不是中華文明獨有的困境，而是所有長命的文明都曾經過的挑戰。只是因為中華文明生存的時間最長，而且是「大模樣」的存在，所以才額外感到壓力。

如何走出這種原地打轉而不具「生產力」的傳統學術研究呢？國學大師陳寅恪在吊念另一位國學大師王國維時說﹕（王國維的）學術內容及治學方法，殆可舉三目以概括之﹕一曰取地下之實物與紙上之遺文互相補正。二曰取異族之故事與吾國之舊藉互相補正。三曰取外來之觀念與固有之材料互相參證。要皆足以轉移一時之風氣，而示來者以軌則。（《王靜安先生遺書序》）陳、王兩位國學大師的方法，其實也是利用新的「知識平台」來闡發「舊典」裏的「知識」，雖然都不是「跳躍性的創新」，但已經足以導引傳統國學的研究，成二家之言。而類似的方法，譬如借著切磋兩門看似不同的學科[7]，把看似互相衝突的文藝和兵法融於一爐。或是登西山以觀東海[8]，從古埃及情詩和舊約的雅歌，貫通《詩經》裏十五國風的情詩。或者沿溪繞湖以見源流，以幾何學三點定曲線的方法，把中華文明中的著名文選，以「廣文選」的角度[9]，通聯討論；或用《文心》的文章理論與八大山人的繪畫詩謎，交相映照[10]；或用計量的方法來比較中西文化的大活動[11]。諸如此類用新的「知識平台」和視角去探討傳統文化，都能有系統地去繼續擴展我們對傳統國學和文化文明的認知，而不必在原地跑圈圈或踏碎步。否則就像「八股文」一樣，雖然有架構和文氣，但無內容和文采，終於要被時代所淘汰。但國學裏既有架構，又有內容和文采的《昭明文選》，和「桐城派」的「文選」和文章，因為“世無代雄”，也一度被貶為「選學妖孽」和「桐城謬種」。不過真正有實力的「國學」研究，以及融涵文史哲兵於一體的書法藝術等中華文明，因為它們自身特性「垂直」於“西方文明”，所以終究會因為「路遙知馬力，終久見河清」，而傲立於世界的藝術文明。

述說前修的片斷看法不如直接檢驗歷史上的實例。因此，下面我首先要舉近九百年以前，南宋時代的儒學大師朱熹為例，來闡明我的看法。為什麼要舉朱熹為例呢？因為他不僅是一位在中華文化教育上，承先啟後的儒家大師，而且他又是中華古代學院教育制度的開山祖師。他不僅曾修建白鹿洞講學授課，而且訂立有名的「白鹿洞書院學規」為後世學院奉為典法。更特殊的是，他也曾經在我們今天開研討會的嶽麓書院講過學。就文化傳承和時空關聯而言，此時此地此題此人，再也沒有比舉朱熹為例，更來得恰當了。

朱熹自幼聰明過人，而且對天地自然界有極大的好奇心。據宋史說他四歲的時候（西元1133），就能問出“天之上是什麼？”這樣的「大哉問」。六歲時再進一步問“天地四邊之外是什麼？” 等到朱熹成為學界領袖之後，他對各種自然現象，從地下的化石，河海之潮汐，天上的霓虹，到太空星球間的關係，都曾熱心地去推敲它們的“道理”（散見於《朱子語類》）。西元1175年，在有名的「鵝湖之會」上，陸九淵批評朱熹「格物窮理」的方法是「支離事業」，不如他們陸氏兄弟的「發明本心」。朱熹、陸九淵和他們之前的人，和他們之後幾百年的學者一樣，都曾真心而“幼稚”地以為，只要弄通了經書裏老祖宗所累積的人文社會知識，再加以通行實用的初級算術方法，就可以解決人世間和自然界裏所有的大小問題。從今人的知識層次來看，程、朱雖然有科學的精神，提出‘即凡天下之物，莫不因其已知之理而益窮之，以求至乎其極’ 的理想，但由於缺乏數理邏輯的知識平台，他們以“未知”去解“未知”，當然是注定要失敗的。有名的失敗例子還包括四百年後，明代王陽明應用朱熹「格物致知」的方法，靜坐多日，以“過硬”的積極態度去「格竹」，才又親自體驗了朱子「格物」理論仍不可行。從“現代人”的眼光而言，當然會覺得古人相當“愚笨”和“可笑”，為什麼不向西方學習？可是在九百年前，歐洲不僅和宋代“先進”的“高科技 ”和“企業水平”，還差一大節；而且當時歐洲的文明也還長期處于所謂“黑暗時期” 之下。同時期歐洲學者的洋迷信，比起朱熹因「知識平台」的局限，所推論出來錯誤的結論，還更要幼稚和可笑。那時候的歐洲人放著希臘文明留下來的「文化遺產」和科技「知識平台」而不知利用，捧著金飯碗討飯，其過程也許和今日中華社會放著磨練過幾千年的「人文智慧」，而不知又不能善加使用，是一樣的可笑和可惜。這兩個例子，很值得我們從人類文明整體發展史的角度去反思。

我之所以要舉朱熹為例，並不是要譏笑儒家學者的“無知”，而是想以此為範例，突顯人類在學習進步之中，因為「知識平台」的限制，所以不能有顯著進步的共相。而且朱熹的成就，也不止於《四書集注》。雖然他自謙是“屋下架屋”式的解經，但他在學理的追求上相當開明。他自稱“出入於釋、老者十餘年”，而且他在地方政、經、軍、教上都有卓績。除此之外，朱子的詩也有它的韻味，書法學過〈曹操帖〉，也很出色。譬如他那102個《易繫辭》大字，寫的「劍拔弩張」，胸襟氣勢全然不是世俗想象中，道學先生應有的文弱氣味。從朱子的全面成就而觀，他是相當接近於孔子學養政績和六藝的通才能人。相形之下，朱熹之後大部份所謂的「儒家」學者，都當不起「孔子之儒」，也不能說傳承了「朱子之學」。我以為，他們最多只能稱為「小部份」是「孔、朱之學」。至於朱熹之前的各朝“儒學”，也很少是「孔子之學」，而多半是那一時代的哲學（傅斯年《論學校讀經》）。近年所謂的「新儒學」，說來大多只是採用西洋哲學的思維，重新整理「孔、朱理學」的一部份而已。它們既不能說是真正繼承了「孔、朱之學」，而且在發揚光大和創新上，也不能和西洋有系統的「哲學」相抗衡。這些「新儒學」學者的努力固然值得禮敬，但在同時，他們也失去了擴大檢驗更全面的中華傳統文化的良機，和擇優應用其中的「人本主義」智慧。因為這些極有價值的人文藝術和社會政經上累積的知識，是我們老祖宗做了幾千年實驗，「摸著石頭過河」，從無數失敗中所總結出來的「活智慧」。而這些「活智慧」就在我們身邊，伸手可得，不假外求。但是如果人們失去信心，沒有範例，以至于去捨近求遠，遠攻而近不交，我以為，那將是浪費時間和資源，而且不符「經濟原則」，《孫子兵法》，或是“物理原理”。

傳統中華教育，如果遵循《易經》和《易傳．繫辭》所對待宇宙變化的智慧，「一陰一陽之為道」，其實只有兩個廣義的大類 —— 那就是“文”和“武”的教育，或者是精神範疇和實際生活的教育。中國教育的祖師爺 --孔子，就是一位文武並重的教育家和實行者。根據《史記》的記載，魯定公十年，孔子五十多歲的時候，魯國在孔子領導之下，於“夾谷之會”，不僅捍衛了魯國的尊嚴，而且以“不戰而屈人之兵”，收回大片失去的國土。孔子的學生中，根據記載，通達軍事而善戰者也不在少數。

朱子對於軍事也不是軟腳蝦。為了主戰抗金，他曾於垂拱殿奏事宋孝宗，“君父之仇，不與共載天者…非戰無以復仇，非守無以制勝”，大有乃父朱松之風。由于他同時直言批評皇帝沉迷佛老，寵信小人，使得孝宗一氣之下，任朱熹為「武學博士」，四年不召。朱熹六十五歲時帶兵，任「知潭州荊湖安撫使」，在長沙成功平定和招降「叛軍」。他曾“奏調飛虎軍”應急，並編練“弓手土軍”制遠，做法類似蘇軾在定州防範遼軍時專門招練的「弓箭社」。他於公餘，還在夜間於「嶽麓書院」與諸生講學。於集弊已深的科舉制度，他也提出“罷去詩賦，而分諸經、子、史、時務。” 所謂“時務”，包括禮樂制度、天文地理、兵謀刑法，比桐城派和曾國藩的“文、史、哲、經濟” 還要詳盡和務實。可見朱熹也是文武政經全材，完全不是一般只研究「部份孔朱」儒學的學者，所誤解的「道學先生」或「理學專士」而已。譬如說，在《紀念朱熹誕辰870週年逝世800週年論文集》裏，就沒有一篇去全面瞭解朱子其人其學。

同樣可惜的是，後世儒學學者，也大多不能瞭解和繼承孔子「文武合一」和「六藝並重」的教學方法和精神，以及朱熹和王陽明在理學之外，尚有詩書藝術和兵略等多方面的成就。其結果間接造成十九世紀和二十世紀初期中國大部份學者，在西方武器和文藝的沖擊下，對所有的「中華文化」都失去信心。而勉強從西方抄襲來的西方文明皮毛，又因為「水土不服」，也不能在“異國”順利生根。在這個“器官移植”的超大型實驗過程中，不知消耗了多少中國人的血汗和時間資源。所以當一些現代學者提出“新儒學”這個口號時，我不禁為中華「文藝復興」捏一把冷汗。宋明理學家雖然在原地打了不少圈圈，但他們卻是身體力行的思想家和教育家。但近代宣揚“新儒學” 的學者，恐怕大多不能身體力行。而他們所想討論和宣揚的，也並不代表孔子的教育系統，而充其量不過是孔子之後，得其眾多學問中之一支，所謂「儒家」中「理學」的一部份命題而已。拿中華文化中的「小部份」，去應對西洋文明中有成果的「大潮流」，其「不足以雄遠人」倒還在其次，怕的是被西方現代學者以為中華文明「技止於此爾」，反而折損了中華文明的鋒芒，和原來想復健的目標。

因此我認為，中國的教育，應該取法類似古希臘和孔子所提倡的廣義的「文武合一」和「六藝並重」的教育。如果不是如此，則從歷史上看來，所謂「武勝於文則亂」，而「文勝於武則衰」。而教育也應該是多方面的教導，這才能養成大局觀，應付日趨複雜的世變。從歷史的教訓來說，「馬上得天下」固然「不能馬上治天下」，然而迷於「梨園劇唱」和限于「填詞書詩」也會滅國亡身。就嶽麓書院的歷史而觀，當元軍進攻長沙城時，只習文，不知兵的嶽麓書院師生放下“儒學”書本，和元兵拼死肉搏，全數殉國，橫尸城牆。如果他們學的是「文武合一」的教育，勝負固未可知，而進退亦有彈性；不然善人學者死亡殆盡，對社會混亂、知識斷層的傷害更大。袁世凱小站練兵，軍隊雖然訓練成功，但是訓練出來的將領都成了軍閥。而蔡元培和胡適掌北大時，雖然在學術、德育和美育上都相當成功，但卻都輕視軍訓。到了日本侵略中國，北大竟然沒有成器的將軍，可以領軍抗日衛國。清華國學門四大導師之一的梁啟超曾經提倡「武士道」強國。可惜他壯歲死于庸醫之手。後來清華雖然有三位畢業生投筆從戎抗日，但也勢力孤單，都是悲劇收場，可見民初中國高等教育仍然偏頗和失策。

而極其“吊詭”的是，文藝理論大師劉勰，卻在《文心雕龍．程器篇》裏說 ﹕「文武之術，左右惟宜。豈以好文而不練武哉？」而對于軍人的訓練，劉勰接著又說﹕「《孫武兵經》辭如珠玉，豈以習武而不曉文也」。這個「文武合一」的理論上承《司馬兵法》和《孫子兵法》，說的是經世濟國的名言。但尊儒禮佛的劉勰，竟然把《孫子》提昇到和「五經」「佛經」相等的「經」的高度，這劃時代的創見，一直到了一千五百年後，才被人發現他的獨具慧眼，以及真正孔子學問裏，文武知行相平衡的積極意義[13]。和《孫子》齊名，曾學於曾子的吳起，也是「文武政經合一」的代表。君不見，《吳子》的開章第一句竟然是「吳起儒服以兵機見魏文侯」！

和二十世紀比起來，二十一世紀將是一個更文明、更優雅的時代。但也是一個變動、衝突更迅速、更全面的時代。我們如何找出最有效的教育方略，來培育新一代「文」「武」平衡的「企業界領袖」？又如何引導激發大、中、小企業裏「科技創新」的能力？以下就是我要向大家推薦的“新古典”「五經」，分進而合擊，以為現代主流西式教育題材的輔助。

【為何要談《易經》《詩經》《史記》《孫子》和《文心》】

1. 多元協作的益處﹕提供“新”的「知識平台」和「文化縱深」

《易經．乾卦》的「用九」說，“見群龍無首，吉”。“龍”本身很可能就是中華文明多元部落的綜合圖騰，或者是「與時偕行」吸收綜合各獸之長的崇尚物。而西方文明裏的鷹徽，則似乎有單一國族獨霸和「我武鷹揚」的傾向。「定於一尊」固然有它的效率，但是一旦走偏了方向，沒有其他平衡的力量，常常一發而不可收拾，容易造成巨大的人為災禍。新的科技文化和淺的鄉土文化也都各有其高度和活力，不能因為它們的的遊移善變和俗陋淺薄而輕視其銳利和活性。就像作戰的攻守布置一樣，文化必須也有「文化縱深」，才能靈敏應變和根深源長，應付各種不同的「文明挑戰」。

根據人類學者魯絲．班迺迪克 (Ruth Benedict) 在她的經典之作《文化的格式》 (Patterns of Culture 1934) 裏指出，人類的文化之所以能發達，就是在於其多樣性。可見得 2500年或更久以前，中華文明的多元化和族群共和，使得大規模的政經人事較易於平衡運作。而有了「人和、族和」的「同人」（《易經．同人》）思想之後，就比較容易趨向於「大同世界」和「天人合一」的「天下文明」（《易經．乾．文言》）。

近人論中國兩百多年來的積弱，多以為是由於“儒學” 的壟斷和“八股文科舉制度”所致。其實中華文化中缺少對“見群龍無首，吉[14]” 的開放思想的認知和實踐，才是中華文明衰弱的主因之一；而今日的中華文化思想中，人們在表面上雖然學了西方數理邏輯，但習慣上似乎還沒有走出過去“思想獨裁”的意識樊籠。因為孔、孟、朱、王的“儒學”在中華傳統教育裏已經是較熟悉的學說，孔、朱的學術又遭到“誤解”和“窄化”，傳統《十三經》和《四書》的內容和長短也都較有定論，而且為了避免再回到“罷詘百家，獨尊儒（刑法、道釋、馬列）術”的舊弊，所以我選擇“舊五經”中最基本而深厚的《易經》《詩經》，略去和現代文明不再直接相關的《儀禮》和難讀而啟發性較有限的《尚書》[15]，加上三本傳統儒學之外的重要經典學說來綜合討論，以求對中華文明多元協作(synergy) 的整體有更多的體會。《春秋》和《尚書》雖然是儒家的重要經典，但《史記》和《文心雕龍》已對它們作出精簡的介紹和評價，所以不列於本文針對企管和創新的討論。胡適論為學，曾說﹕“為學譬如金字塔，要能博大要能高。” 因此我以為廣義「文武合一」的平衡思想和「人本主義」下的人格教育，必將對21世紀經濟全球化以後的企管教育，在實質上對總體有所提升。

此文不採《莊子》，因為它的“逍遙遊”思想逸出時下的企管議題。不提《墨子》，因為那是另外一種管理經營的系統，或者它更近于“非營利事業”？不直接用《老子》，因為一來《易經》和《孫子》已包涵了大部份《老子》可適用于企管和科技的道理，二來也是避免“無為去智”可能帶來的誤會。至於管、荀、韓、商等諸子之學，許多是屬于政治的範圍，而且理論也曾被多次直接引用[16]，不容易給人帶來更新的啟發，也不及探討半隱待發，更有新意和潛力的學問。所以於此不再討論較熟知和範圍外的論題。當然選用其它的經典作為新組合，也能有個別的長處。但在取舍的精神上，大可和孔子當年一般，「因地制宜，因材施教」，不必僵化自限。《孟子‧盡心章》說﹕「君子之所以教者五，有如時雨化之者，有成德者，有達財者，有問答者，有私淑艾者。」可見孔子和孟子雖然都是“有所為而為” 聖賢，但卻不是“獨裁”的教師。

人的一手只有五根手指。所以先賢喜歡用不超過扳「五」根手指的總數，來提綱攜領地說事情。《老子》說“五色令人目盲”，《孫子》說“色不過五，五色之變，不可勝觀也[17]”，陰陽家說“五行”，中國畫說“墨分五色”。可見得只要能抓住重點，五種精品，就足以表達新的重大觀念。如果列出上百種書籍，除了有學習時的參考價值之外，反而沒有人會認真去看[18]。漢武帝時定經書之數為五，深得《易經》簡易之道。後來到了宋仁宗刻“嘉佑石經”，儒家的經典加入《孟子》，成為後世通用的《十三經》，畫龍添爪，反而混淆了重點，減弱了記憶[19]。朱熹自稱「舊時亦要無所不學，禪道、文章、楚辭、兵法，事事要學。」後來他把重點放在《四書》的「知識平台」上，大膽地替代舊《五經》，終成一家之學。

《易經》、《詩經》、《史記》、《孫子兵法》和《文心雕龍》的多元協作，包涵了中華傳統文化中文、史、哲、兵、經，五個不同種類，關鍵性的傳統教育經典。就像一隻手的五根手指，各有作用。而合在一起，又可以攢成個拳頭出擊，也符合現代高科技的“團隊戰鬥精神。”如果能從這五個方面去探討“中華文明在二十一世紀的新意義”，和它們“如何在新世紀能有用于「企管教育」和「科技創新」？相信這論題的本身，從正面來看，就有它存在的價值。從反方向來看，譬如「瞎子摸象」，即使立論不顯，但至少掌握了五大要項，勝於「必意固我」於一個偏門。所以孔子說「多聞闕疑，慎行其餘《論語．子張》」，雖不中，亦不遠矣。而且如果這個題目能引起更多關心中華文化和文明的學者來討論，即使是爭議，也比重復敘述千年來同樣的話題，和逐漸縮小的研究範圍，要來得有意義和有趣味。

孔子評他自己的「仁學」，認為是「吾道一以貫之」。《老子》也說「道生於無，無生有，有生一 …」。而劉勰在《文心雕龍．序志》裏說的更是明白﹕「宇宙綿邈，黎獻紛雜，拔萃出類，智術而已」！所以中華的智者，都認為各種學問，其實都是“大道”或“智術”的一枝而已。西方的科學家也不例外，他們自古希臘以來，就不斷的試圖統一星球的運動，然後18世紀的熱力學統一，19世紀電和磁的統一，20世紀時與空的統一。其實也都是把人類對自然法則的瞭解加以統一。由此可見，「人文思想」也可以把內核是「人」，和外部的活動是「智術」，統一成一體[20]。所以如果我們以開闊的心胸，對經典之作的《易經》《詩經》《孫子兵法》《史記》和《文心雕龍》加以現代化的重新認知，和綜合理解，那將有可能給我們帶來，經得起考驗的「活智慧」。讓我們能在「知識經濟」快速進步的壓力之下，能應付「全球化」所帶來的機會和沖擊。

三百年前，桐城派開山的大師姚鼐，為了準備教材教育學生，花了近四十年光陰，選注古今範文，編成《古文辭類纂》，以便學子精讀，和掌握作文的要點。有人問他，今文和古文，那一個比較重要？姚鼐說﹕「文無古今，唯其當耳。」因為人性的「五情好惡，古猶今也；世事苦樂，古猶今也；變易治亂，古猶今也（《列子．楊朱篇》）」。而姚鼐所說的「當」，其實也就是鄧小平所說的名言﹕「管它黑貓白貓，“能捉老鼠的”就是好貓。」知識能夠涵蓋古今，一定

對瞭解智慧成長的軌跡有幫助；資訊範圍擴大，對統計學的精確度也有好處。

又譬如下圍棋，雖然起手棋有“金角、銀邊、石肚子”的考量。但是一旦棋局展開，如果有人因為是深度近視眼，只敢下靠自己座位一邊的棋盤，因此小心做眼存活，以為如此便可立于不敗，那當然是棋界的笑話。反觀一個文明的開展，應該也是和下圍棋一樣，要有大局觀，遠近通吃。不然到了終局計地，自己的“金角、銀邊” 一定比不上另外一邊的“金角、銀邊” 再加上“中原”的“大肚子”。這雖然是簡單的小學數學，或像是初中三角“三角形兩邊之和大于第三邊。”但用于縱觀文明發展，卻是最容易用來說明最難講的大道理。

今日我們對中國傳統教育裏的經典之作，《易經》《詩經》《孫子》《史記》和《文心》也當作如是觀﹕本來是我們可以下的“棋盤”和先人留下的“存摺”，為什麼要平白放棄“地盤”和“財富”？更因為它們過去早就如龍似虎，現代的教育學者只要能把它們精簡和通俗化，變成人人能養的“小貓 ”，就足夠以“快準狠”的姿態，去捕捉現代“輕薄短小” 變化迅速的“老鼠”。在這個時間和資源都有限的世界，如何發揮我們固有經典中的活智慧，並減低應用時的阻抗，來爭取時效；並盡量避免歷史上曾經發生過的明顯錯誤，以古今智慧作有機結合，為科技創新和企業管理的教育，提出有效而可行的方向和實例，那就是下文的重點。

為什麼要選這幾本“經典之作”來討論？因為我們必須避免滿清在革新運動時，所犯過同樣的錯誤。那時候由於過份重視技術層次的策略[21]，以為購買工技船炮，就可和西洋、日本競爭。

今年四月，世界商業雜誌裏的龍頭——美國出版的「商業周刊」，和具有世界輿論權威的「紐約時報」，另加上海和中國參考書的暢銷榜，同時在它們的“最暢銷精裝書單”或“最暢銷精裝商業書單”上，都把一本輕薄短小，近于童話的故事書——《誰動了我的乳酪》[22]，第一次選登榜首。許多美國的商業公司甚至還專門推薦這本書給被解雇的員工，甚至選派員工去上以這本書為企業管理教材的的進修課。這本貌不驚人的小書雖然不是經典之作的料，但是它在全球不景氣的時候，提出「窮則變，變則通」的簡單生活原則，在“戰略” 上輕易的掌握了人們對世紀變動的恐懼心理，因而引起讀者的興趣，造成“全球化” 的熱賣現象，和“雨後春筍” 般的各類“續集” 和“外傳”。

其實這本書所講的，只不過是《易經》大道理中九牛之一毛，並沒有什麼“知識經濟”可言。但這本書用“清晰、簡明和親切的筆法表達了最簡單的生活原則”，這個“戰術” 相當成功。但是其原則在《易經》裏誰都找得到。成書可能要晚於《易經》八九百年的《易傳繫辭》裏也早說過 ﹕「乾以易知，坤以簡能。易則易知，簡則易從。易知則有親，易從則有功。有親則可久，有功則可大。可久則賢人之德，可大則賢人之業。易簡，而天下之理得矣。天下之理得，而成位乎其中矣」。所以今天要談生活變化的規律，和講商業應變之道，就不能不把“簡易、應變[23]”的《易經》放在第一位。

21世紀的資訊網路社會，不僅資料的數量以爆炸性成長，而且一切變動的消息和指令都以接近光纖傳輸的速度進行。相對地來說，企業管理人所擁有的「自由時間」就大大的減少。要登電視廣告，收費以秒計算，寸陰寸金。所以如何用“最少的時間和字句”去作“最有效率地表達和意見溝通”，像《孫子》所說如何「令民與上同意也」，那就是所有經理人的責任。那麼，我們要問，在這種情形下，何種教學，會是最有效的方式呢？這個答案，其實已經在許多一流商學院的課程裏找得到，那就是「寫詩朗頌」！大家也許又會問，古今濫詩如此之多，企管教育寫詩頌詩，又會「有什麼好處呢？」在回答這個普遍的問題之前，我們先要分辨什麼是「好詩」和「濫詩」。不好的詩，不論古今和形式，都有“陳腔濫調”或 “故弄玄虛”的毛病。但「最好的詩」，如果用《孫子兵法》來分析，不論新詩舊詩，大多能“用最少的字，表達最多的意思，最能感人，而且能留下最深刻而最久遠的記憶者[24]。” 如果用以上的標準來看，《詩經》之所以能在中華文化裏踞高不衰，確實是有它的道理。因為《詩經》的詩句，都非常簡明。春秋戰國的外交官在國際場合，都要能“斷章取義”誦詩明志，一句話就見出高下。其作用和今日商業社會交往溝通的需要，以及在書篇之前常以簡明的詩句作引言以明義的做法是很類似的。雖然我們以《詩經》為題，其實真正要強調的是廣義的“經典之詩”。因為人類自東至西，從荷馬吟唱到奧斯卡頒獎致辭，從售貨到要求加薪，基本上都是人與人之間意願感情的溝通。而這種需求，可以說是不隨時空而改變。怎麼樣做最有效率？那還是回到「基本功」﹕寫“好詩”和頌“好詩”的能力。

1.“文史哲” 是人類文化思想的三個大項。“史”的重要，當然不用多說。但是“歷史” 和 “財經企業”會有什麼關係？即使有關係，又何必去翻兩千前年前，以“文言文”寫的“爛掉牙”的舊歷史？要回答這個問題，我們首先要指出，司馬遷當年早已採用“一代有一代之語言” 和“現代化”策略。他在引用更古代的歷史時，常常用“當代”的語言改寫“古代”的文字。

《春秋》《左傳》比《尚書》容易讀。但《史記》又比《春秋》《左傳》有文采而語言易讀，而且又時有深刻的分析，和包括更廣闊的時空，足以見出人類社會的循環起伏規律。如果不是為讀經而讀經，《史記》的內容比《五經》中的《春秋》《尚書》更豐富，而且更近於現代思想，和更有用於“通古今之變。”。如果和古希臘的史家相比，也是毫無遜色，而且在多項上勝出。

2. 我之所以取《史記》而棄《漢書》，也是有所選擇的。《史記》雖然和《漢書》等史書都是經典之作，但是司馬遷成書在班固之先，籠罩的時間十倍之長，而且文章更生動，題材更有創意。更重要的是，司馬遷能融儒、道、法、商、兵於一統，看到了幾千年社會幾次變化的大規律。但是班固器小[25]，他批評司馬遷“是非頗謬於聖人，…述貨殖則崇勢力而羞貧賤，此其所以蔽也。”事實上，孔子只是說﹕「富與貴是人之所欲也，不以其道得之，不處也。（《論語‧里仁》）」[26] 而且，就班固個人的所為而觀，他才是「崇勢力而羞貧賤」，不及司馬遷一生遵循夫子所說的「君子謀道不謀食，臨危授命」。有道是，文人相輕，自古而然。難道說“史家”相輕，也是自古而然？

3. 司馬遷的經濟思想在漢武帝時代不僅是三大經濟思想之一[27]，而且他那劃時代傑作《貨殖列傳》中所指出的商業經營原則，現代仍然是規範。譬如:

i. 供求定律 ﹕上善如水，自然流動，自趨平衡。司馬遷借計然之口說﹕「財幣欲其行如流水。」他又說「使俗之漸民久矣, 雖戶說與繆論終不能化, 故善者因之, 其次利導之, 其次教誨之, 其次整齊之, 最下者與之爭。」勝于和早於西方亞當．史密斯的 "不可見之手" 的理論1800年（「在一隻看不見的手引導下，達成非他本意希望得到的結果」）。

ii. 時變﹕《貨殖列傳》中，排名第三的白圭，「樂觀時變，故人棄我取，人取我與」，至今仍然是商業上顛撲不滅的至理。

iii. 智術統一論: 更重要的是，司馬遷早就看到企業管理的「智術統一論」。他借中華商業始祖白圭之口說﹕「吾治生產，猶伊尹﹑呂尚之謀，孫吳用兵，商鞅行法是也。是故其智不足與權變，勇不足以決斷，仁不能以取予，彊不能有所守，雖欲學吾術，終不告之矣。」司馬遷洞見商業管理和策略猶如“孫吳用兵”，要比二十世紀中葉日本學者早了兩千多年！所以，要講「企業管理」，就不能不從《史記》中借取“腦力”。

4. 至於奢談“新儒學”的文哲之士，更不要忘記，孔門儒家弟子中，唯一曾建廬居住在孔子墓旁，服喪六年之久的子貢，卻也是當時最成功顯赫的商人和外交家。《史記》把子貢排名在范蠡之後，白圭之前。可見真正的儒門高弟，也可以是最講禮法和同時是最成功的企管高手，兩者不相衝突。這也是司馬遷眼光過人之處，《史記》不只是消極的記載歷史而已！而且，「夫使孔子名布揚於天下者，子貢先後之也。」孔子說「微管仲，吾其披髮左衽矣。」看來如果沒有管仲和子貢，孔子也不成“夫子”，“儒家”也沒有後來的“地位”，而中華文明歷史也要改寫了。

5. 歷史也是“資訊”！而且記錄了長時間社會和人事的變化。但沒有整理和消化的資訊卻不是知識，而沒有精選重點和未能貫通的史料也不能算是有意義的“歷史”[28]。有專業知識的“專士”，不能等同於所謂的“知識份子”。但知識份子如果沒有歷史的眼光，對其專業之外人情事務的判斷一定盲點特多。譬如當代大儒錢穆在《宋明理學概述》裏，就指出「那時一輩道學先生，尤其如朱、陸大儒，都沒有忽視了武事。後來顏元罵宋儒只坐書房，學兒女態，實是冤枉了。」可見清代的顏元和許多現代的學者，都沒有在歷史上下功夫，以至于“窄化”“矮化” ，甚至 “異化”了孔、朱、陸、王的成就。我們重視《史記》，也出於“資訊時代” 的“實事求是”精神。

如果要問中華文化中，有那一門“國學”是“國際顯學”？答案只有一個﹕《孫子兵法》。

因此在這一個迅速變化和無時無地不在競爭的「全球化」世紀，要講企業經營和策略，就不能不用到《孫子》首尾呼應而道理精深的戰略原則。因為在我們生活的世界裏，「時間是不能創造的」，而「人」決定戰爭。在有限空間的地球上，因為直接能用的資源有限，所以除非有新的科技發明，或對人口和欲望的抑制，人類的「生存競爭」和「人為淘汰」就和生物一樣，不易跳出達爾文的理論。因此《孫子兵法》可以直接應用的範圍，就幾乎包括了人類所有的「智術」活動，甚至文藝創造，也不例外。隨著世界大小各國紛紛加入「世貿組織」，國家和集團之間的競爭全面開打。譬如大力倡導自由貿易的美國，為了爭取國內選區的選票和和短線的利益，反而採取關稅壁壘的手段[29]，輕易地放棄了世界自由經濟領導的形象和身份。於是乎任何經濟集團，誰能策劃高明的戰略，執行有效的戰術，誰就是贏家。當代著名的經濟學家，萊斯特．瑟羅就在他寫的《創造財富》的第一章 <探索知識經濟> 裏說﹕“全球經濟正如過去美國西部，經濟糾紛（譬如偷牛）常常通過類似在「OK牧場」發生的槍戰來解決。強者把弱者趕出富裕的地區”。

中華文明在過去幾個顛峰時期，常常因文化思想和民生富裕的緣故，常不自豪，也不甚積極於壓榨弱小的鄰邦。這種心態到了國勢衰弱時，還常常慣性地影響國家的決策。所以英國哲學家羅素曾經感嘆地說過[30]﹕“在中國思想體系中有一個，而且只有一個嚴重的缺點，那就是不能幫助中國自己抵抗好戰的國家。如果整個世界都像中國這樣，那麼整個世界就會幸福。” 所以，當西方殖民主義達到高峰時，“大家”都忘了中國人曾經是最會做生意的民族，而且有著世界最大的兵法書庫和《孫子兵法》，卻落難到如此地步，真可以說是標準的“捧著金飯碗討飯”，既可敬，復可憐，而又可笑的“文明”。

現在簡明而又智慧的《孫子》已經被翻譯成十幾種語言，也成了美國商學院和軍事學院的主要參考書、課本，同時又是世界第一大網路書店，亞瑪遜的前三名暢銷電子書。今年三月份的《經濟學人》[31]在討論到如何應付「不景氣」的問題時，就同時舉了克勞塞維茲的《戰爭論》和《孫子》，當做原則性的指導教材。如果世界的走向是加強學習《孫子》，我們能落後嗎[32]？

三年以前，曾有一位尖端飛行器的研發領導人，以懷疑的態度問過我一個“驚人”而有趣的問題﹕“聽說《孫子兵法》去年開了第四次國際研討會。這麼一本舊書，只有六千多字，開三次會就把問題都討論完了，為什麼還要開第四次會”？我就問他﹕“《莎士比亞》在西方已經研究了快四百年，怎麼大家每年還在寫論文和開會研究它呢？”我問的問題，全世界近四分之一說英文和近三分之一用英文的人，恐怕都知道答案；英文學者的答案可能會長一些，一般人的說法可能會短一點。不過大家都會同意，《莎士比亞》是英語文化裏的文學瑰寶，從語言文字的使用，到思維的範疇，都不能不牽涉到《莎士比亞》的劇本詩文，而且和所有的經典之作一樣，“每一次重讀，有每一次的新發現[33] ”。所以問「《孫子》研究完了沒有」，就像問《莎士比亞》或者是只有四個符號的「熱力學第二定律」 ( S = dQ/T ) 研究完了沒有，是同樣的可笑。更可笑的是 —— 這位發問的人士，自己正在研發“第五代”的飛行器呢 :-)

【為何要談《文心》——　“古代的文論有何現代意義”？】

既然《莎士比亞》的重要性世所公認。那麼經典文學背後的“文藝理論”當然更是根本。孔子曾說﹕「君子務本，本立而道生」。在這個生產力和資訊一再達到飽和，工藝和科技產品也已不時供過于求的消費世界，如何在不動用武力的情況下，影響和刺激「顧客」的購買欲望，就成了新世紀商業經營者的最大挑戰。要表達意願，傳達訊息給「人」，那就不能不借助於媒體文藝的威力。當大家都會用同樣的電子、機械工具時，競爭的項目於是乎又回到「詩書畫」或「說寫看」的基本的能力上來。再從諸子百家的發展史來看，他們雖然都不是純粹的文學家，但遣詞

用句，卻都能把道理「說清楚，講明白」，所以能夠有讀者，有市場，成一家之言。

其一，哈佛企管學院: 根據 2002/04/02臺灣經濟日報的譯文報導﹕“當網路泡沫幻滅後，企業用人愈來愈挑剔，創投業者也小心翼翼去尋求成功機率較高的企劃。在如此變化的環境下，不少年輕專業人才決定要學習經營企業之道。儘管入學程序繁鎖，商學院入學熱潮絲毫不減。以哈佛企管學院為例，除需GMAT成績之外，還要三封推荐信。申請人另外還得擬妥六篇指定的作文題目（如「試描述你人生最重大的時刻」，「談談你最大的三個成就」），第七篇作文題目由申請人自行決定。就連美國人也得秏費大約兩個月才能辦妥這些資料。” 這個眼前的實例，就清楚而“現實” 的闡明了作文的功夫，對現代專業企管經理人的重要。

其二，SAT加考作文: 美國的大學入學考試 SAT，將從2005年起，加考作文。可見得高科技時代，以作文來表達和溝通的重要性，又從新被驗證，以致於必須恢復“古代” 的作文考試。

其三，醫學院的人文課程﹕醫學院正日益教導學生在診斷疾病時，向一些意想不到的地方取經，包括小說、繪畫、舞蹈和戲院。可是過去 10年，醫學生對文學、藝術和其他人文課程的興趣急遽升高，以喚醒自己對事物的真實感受和直覺，讓他們更能夠與病人溝通（像網路一樣的連通所有的信息，而不是局部性的頭痛醫頭，腳痛醫腳，只看個人電腦上的有限檔案而已）。七○年代時，文學課業太好的成績單，反而對進入醫學院是障礙。到了九○年代初，還只有大約三分之一醫學院在分子生物學和神經學等本科課目外提供人文課程。但現在已經增加到四分之三。耶魯大學醫學院的學生藉著研究繪畫加強觀察力；哥倫比亞大學醫學生研讀文學作品以感受病人的痛苦，從而加強問診和傾聽能力。加州爾文大學醫學生在展開人體解剖前，必須想像死者的生平寫一篇論述（未知生人，焉知死體？）。現在，新一代的教育人員說，藝術是各種人類情況的教科書（特別是文學），表現昇華的感情和洞察力，對迅速學習舊式診斷技巧非常有用”[34]。莎士比亞說，「人生是一個

大舞台」。人體的複雜度，其實也是一個大舞台，而醫術也是一種藝術。能在句字之間看出“隱藏的文意”，才是好的“文學批評者”，和好的醫生。

既然中華文明是寫文作詩的世界第一大國，又有最優良，“價廉物美”，而歷經1500年考驗，保證“開機就可工作” 的「本土化」文藝理論經典之作——《文心雕龍》，那麼我們何不從自家的書架上，選取精良易讀，有注音、拼音的注釋本，用「最少的時間和能量，去達到最大的效果」呢？

以下的篇幅將討論如何把《易經》《詩經》《史記》《孫子》和《文心》裏的「活智慧」，應用到現代高科技的「企業管理」和「科技創新」的教育上去，以及這種做法的長處和限度。可是這五本書，每一本都是超重量級的經典之作，如何在最短的篇幅裏，表達出它們的精髓呢？我以為可以根據《商業領袖成功七大要則》的第一條﹕“先做最緊要的事”，那就是在這一次的討論上，只選《易經》《孫子》為主將，先把《易經》和《孫子》簡化到 24 個字以下，而以《詩經》《史記》和《文心》為輔佐，貫連「新五經」裏相關的「活智慧」，以之為基礎討論

《易經》道理精深，六十四卦之外，每一卦又有六個變化。但就其精義而言，我以為不過是《易繫辭》所說的「一陰一陽之為道」一句話，七個字而已。同樣的道理，《孫子》六千言，也不過是哲學性的「奇正虛實是謂兵」，或者是戰鬥性的「致人而不致於人」兩句話，各用七個字而已。如果把《孫子兵法》轉換為現代白話術語，就是「用最少的時間、資源和廢熵，達到最大利益」十七個字。用英文口語表達，只要九個字 “Get the most with the least energy * time * entropy ” 。

如果再簡化，還可以說成「智、變」或「人、勢[36]」，和「陰陽」「虛實」。只是過于簡化，反而需要用更多的「時間資源」來解釋，以致於違反了《孫子》白話17 字精義的“優化思考”本意。愛因斯坦曾說，複雜的現象應該在理論的表達上能「簡單化」，但不必再過分「單純化」( simple but not simpler )，大概講的是同樣的道理。

在21世紀還敢講古籍經典，顯然需要加以解釋。就以當前的經濟理論而言，其實這門只有三百年歷史的學問還不能算是科學。因為沒有一個經濟學家能保證他的理論是對的，而錯誤的理論一定被時間放大，使得它的錯誤益發明顯。譬如說，2001年以前，「通貨緊縮」一辭，難得在經濟教科書和文獻裏看到。然而自2002年以來，「通貨緊縮」竟然成了熱門話題和「顯學」。徵諸歷史，此類事情屢見不鮮，所以經濟學教科書每十年就要修正換新[37]。美國金融貨幣控制的「霸主」格林斯潘，為了防止通貨膨脹，在過去兩年拼命加息，以至于經濟萎縮。於是又連續減息十多次，又造成類似日本的「通貨緊縮」，專家束手，不知如何應付。回顧加息時的信心滿滿，和減息時的理由確確，似乎在是「無事忙」（<Much Ado About Nothing> 莎士比亞喜劇）。如果以十年為一「小劫」，千年為一「大劫」，那麼《孫子兵法》已歷經250個小劫，兩個半大劫，居然還能面目如新，東征西討，這當然是「活智慧」，可以放心使用。唯一的條件是﹕「凡此（種種），將莫不聞，（而）知之者勝，不（真）知者不勝」。說起來，還是回到「教育」和「實踐」的老問題上來。八十年以前，英國的大哲懷海德 (Whitehead) 在《大學及其作用 (The Aims of Education) 1916》中就有先見之明的選擇哈佛大學的商學院來說明他對“現代教育”普遍原則的看法；而且指出應當從古代希臘雅典、意大利佛羅倫斯學習如何開放“想像力” 以應付“現代商業” 的挑戰。《老子》說﹕「執古之道，以御今之有。能知古始，是謂道紀」。似乎是為此先立一言。至於明日以「知識工作者」為主的「下一個社會」，彼得．杜拉克在他的新書《下一個社會[38]》裏指出﹕“知識和其它的生產工具最大的不同，就是不能繼承或遺留給後代。每一個人都得自行學習，在這一點上，人人生而平等。” 這種新的競爭方式，將給“最有效率的學習者” 帶來新的機會，這對剛創業的小公司，和發展中的國家都是“福音” ，而唯有眼光和決心者得其利。

【“時間”是不能創造和逆轉的，而“利潤”必須用力費時才能產生】

企業的運作雖然也有藝術的成分，但它和藝術文學最大的分別就在于企業是以「謀利」為最高的考量準則，而且有迫切的「時間性」。《孫子》開宗明義第一句話就說：「兵者，國之大事，死生之地，存亡之道，不可不察也」。因為「亡國不可以復存，死者不可以復生」，所以企業管理人的第一要事就是「合于利而動，不合于利而止」，負起股東和投資人所交給他的責任。哲人羅素曾批評中國的“舊學問” 可以給世界帶來和平，但不能自救。我想這可能因為在中華文化之中，有一部分學問是「知文不知武」「重理不重利」，失去了該有的「陰陽、虛實」平衡所致。知道「時間是不能創造和逆轉」，和體會利潤必須用力費時才能產生，然後才能談「企業管理」。這個原則，即使是“非營利經理組織”，想要做出成功事業，也不能不遵守。

在現代多元多變資訊發達的經濟社會裏求競勝，必然要求在“戰術”上講“效率”，更要求在“戰術和戰略上講創新”。創新不能來自政治性的要求，也不能出于軍事性的掌控。創新的基礎來自啟發性的教育和開放性的管理。講「企管」，應當先講戰略思考應變的大原則，再說戰術執行效率的手段，最後才是考慮使用的工具和效能控制，自下而上，完成第一次由思考到實用的良性循環。此所以《孫子》五校把“法”放在“道、天、地、將” 之後，但決不是不注重工具、制度。孟子說﹕「天時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但在「全球化」和「知識經濟」的競爭下，單純的「人和」與「效率改良」又不如「建設性的競爭」和「突破性的創新」。

以下，先來談當今世界人人關心，幾乎「全球化」的“世界經濟不景氣”，或者說是“天”的問題。

創造 “經濟起飛” 這個有名的名詞的經濟學大師羅斯陶，在1960年提出經濟成長的五個階段[39] ，而以達到飽和為止境。然而徵諸於目前世界經濟最大的困擾，卻是他所沒有提到的第六個階段﹕「全球經濟不景氣」。身為經濟大師卻看不到致命的跌落，這可以說是他受到西方文化裏，單極獨霸的傳統思維的影響所致。而相對地來看，中華文明中早就注意到自然界和人世系統的起伏循環。《易經．乾卦》的第六個階段，亢龍有悔，就指出「“亢”之為言也，知進而不知退，知存而不知亡。盈不可久，窮之災也」。「乾卦」之後「

卦」對「不景氣」的下一步，「經濟復蘇」階段的描述，也都符合企業家在不利的情況下，要「磐桓」尋找機會，而且要「利居真，利建侯」，面對現實回到「基本面」，再準備重新擴建出發。在《文心雕龍》裏

的《養氣篇》說﹕「學業在勤，功庸弗怠，元神宜寶，素氣資養」，也講的是相同的道理。

按著《孫子》五校的次序，說完了“天”，順序來說“地”。《易經．坤卦》的彖曰：「至哉坤元，萬物資生，乃順承天。坤厚載物，德合無疆。含弘光大，品物咸亨。牝馬地類，

行地無疆，柔順利貞。君子攸行，先迷失道，后順得常。西南得朋，乃與類行﹔東北喪朋，乃終有慶。安貞之吉，應地無疆」。

“世界”有多大？古人難以想像。“無疆”，可以說是先民對「全球」想象的極限。真實的商業戰場上，“攻城略地”如何布置？其實也和先民對“世界”盡頭的揣測半斤八兩。如果要衡量“地盤”的作用，只要比較 9x9、17x17、19x19道的圍棋盤大小，便可得知佈局考量的複雜度和運作面完全不同。如果在大棋盤上還用下小棋盤的思維和手段，甚至以“內視、鎖國” 的方式只下自己習慣的小棋盤或中型棋盤，其輸棋的下場不問可知。

所以能認識到「全球化」的情況是“萬物資生”和“行地無疆”，而且又能用“牝馬”一般“柔順利貞”的態度來從事貿易活動；雖然有可能“先迷失道”，但是積極努力的結果，一定會“后順得常”，可以“乃終有慶”。所以能有“無疆”的心理準備，和安順積極的態度，一定能適應「全球化」的地緣經濟。不過，《坤卦》的話雖然聽起來比《乾卦》簡單，但真正有這種深刻體會和近于“第二本性”的態度，卻並不容易。難怪許多決策者并不能勝過“牝馬”本能之智。

《易經 · 坤上六》說“龍戰於野，其血玄黃”。象曰：“戰龍於野，其道窮也”，也就是說，兩個集團，相爭於其勢力範圍的外緣，打得兩敗俱傷。國家貿易集團的競爭，也可作如是觀。

《易經 · 否卦》說「地天否，乾上坤下，不利君子貞，大往小來」。彖曰：「大往小來，天地不交，而萬物不通，天下無邦也」。這似乎是教導我們有關商業的往來，如果一邊以關稅卡關，以至于雙方不能對等交通，那就阻礙了「世貿」活動。於是乎，就像卦象所說「否﹔君子以儉德辟難，不可榮以祿」。也就是生意蕭條，沒有榮祿可圖。這是非常現代化的概念，但是因為文字古老，以至似乎沒有學者這樣貫通過這類古今一同的道理。

【由《易經·同人卦》看「全球化」和加入「世貿組織」】

《易經 · 同人卦》對于「全球化」和加入「世貿組織」的教育意義更為明顯。從《同人》到下一卦《大有》，再從《大有》到《謙》卦，這個思路流程，更是具有超時代的商業智慧。所謂「同人于野，亨。利涉大川，利君子貞」也就是說和別的國家團體進行平等互惠的商業貿易，則雙方都能受益。 “同人” 的

彖再解釋說﹕「同人，柔得位得中，而應乎乾，曰同人。利涉大川，乾行也」。意思就是做生意要放軟身段，而乾乾努力的去實現。其結果就可以順利跨越大洋。而「文明以健，中正而應，君子正也。唯君子為能通天下之志」就是說因為企業管理人的正派而積極的操作，所以能夠售貨天下，志行無阻，商業得以蓬勃發展，社會文明因此而進步。不過，雖然國家和集團之間平等往來，但是其間仍有對象選擇的差別，不是盲目的不分「類族」。所以

“象曰：天與火，同人﹔君子以類族辨物”。頗具市場行銷學裏「市場區分」的策略眼光。

《易經》能夠指導「全球化」和「世貿」，專講競勝的《孫子》當然更是籠罩全局。譬如舉《地形》一篇為例，我們就可以看到2500年前「戰國爭雄」的局勢，也就正是今日「全球化」的情勢。《史記．貨殖列傳》裏記載的大商人，從孔子的弟子子貢，到三散其財的范蠡，那一個不是「全球化」的經營其「世界貿易」？

《孫子．火攻篇》說「合于利而動，不合于利而止」。所以說《地形篇》說「

爭地，我得則利，彼得亦利者，爭地則無攻」，所以大家各賺其錢，不必互相；

「交地」呢，「我可以往，彼可以來者」，當然要「交地則爭先」；若是「死地」，「疾戰則存，不疾戰則亡」，此時則口嚷“打拼才會贏”是沒有用的，如果不迅速採取“戰鬥行動” 「死地則戰」，那麼公司企業都是會倒斃“死亡”，國家團體的情形也是一樣。

「交地」既然「我可以往，彼可以來」，那麼好的商機和壞的危機都可以“來往、進出”。

美國的高科技產品可以強銷到非洲各弱國。強國訂的世貿準則，當然對強國有利，而且也有能力自我違約，但要弱國遵守。然而吊詭的是，非洲窮國的愛滋病毒，卻不遵照強國的法則，“無法無地” 的擴散到世界各國，貧富一視同仁。因此討論「全球化」，也必須從正反兩面去研究。「知識經濟」的利弊，也是同理可推。人文和施捨的文化博愛精神，也必須和「知識經濟」“正面” 的好處，等量齊觀。

《孫子．地形篇》又說﹕「方馬埋輪，未足恃也。齊勇如一，政之道也。不知諸侯之謀者，不能預交。不知山林、險阻、沮澤之形者，不能行軍。不用鄉導，不能得地利。四五者，不知一，非霸、王之兵也。」這就更說得精彩！一昧防守，「方馬埋輪（把能跑動進攻的馬栓成方陣，戰車的輪子埋入地中，只圖防守），未足恃也」！二戰時法國的馬其洛防線擋不住德軍的色當突破；今天閉關自守的公司或集團，只能自欺一時，到頭來也只會和清朝的葉名琛一樣，“不戰不守不降不走”，城破被俘死於域外，成為商業歷史的笑話。

企業的「企」字是「人的走向」，武功的「武」字則是「兵戈的攻向」。所以企業就是以人為有機的組合，以人為推銷目標的謀利事業。而武功則是靠人揮動兵戈，以攻擊敵人建立的功業。歷代文士帝王誤解「武」為止戈者，多不勝記。不肯面對“武力” 的本質，又要求“武力” 的成果，卻不想付出訓練的代價，「以不教之民戰，是謂棄之」（孔子）。難怪羅素和梁啟超都要為中國的文弱無競爭力，卻越位鼓吹“世界大同，天下文明” 的矛盾現象而嘆息。

戰爭和企業既然都以人為主，所以掌管眾人的軍隊將領和企業經理的領導能力，就成了生死賺賠的關鍵。《易經》裏最有威力的龍，在乾卦裏明顯地等于君子。《孫子》的兵事五校的第四大項則是指揮軍隊作戰的「將」。因為「將領」和「經理」都是為“競勝” 而努力，所以我們可以把《孫子》對「將」的要求，直接用到企業「經理」的教育目標上。而更難得的是，《孫子》不僅對經濟目標的設定和實現有驚人效用，它還含有人世的哲理和“環保”的理想，並不是一味追求財富，或“追求無限暴力”不惜“動員全國” ，犧牲一切。以下讓我就《孫子》對「將」的五項要求，逐一分析它們對企業成敗的決定性。說到「用將」，大家想必都對《史記》上劉邦之能用人材，而項羽「至使人有功當封爵者，印刓敝，忍不能予」，以至獨夫敗亡的故事自幼能詳。有志於「飛龍在天」的企業領導人，「要警惕啊」！

「知識經濟」的成敗在於企業各階層的“鬥智”，而不是“拼力”。大企業的執行長，尤其要講「戰略」。美國雖然在政府立法上，是一個「民主、自由、法治、平權」的國家。但美國的公司，卻常是「人治、獨裁」的機關。而企業越大，在管理和運作上就越像軍隊，常常是一將興而一軍興，一將功成而萬“股”枯。上一世紀美國最出色的企業執行長，奇異公司的傑克．威爾許，在他上任之初1982年，就是以克勞塞維茲《戰爭論》的戰略原則來策劃公司的走向。現在，《經濟學人》論管理，又再加上《孫子》的兵法原則[40]。打拼奮力的「勇」，《孫子》把它放到第四位，排在「智信仁」之後，真是「知識經濟」時代的先知！

講尖端科技和基礎「知識」，必然要和高等教育連在一起。今年《美國新聞與世界報導》雜誌在它一年一度的美國研究所排名中，把史丹福大學在商學院和教育學院排置榜首，超越了老牌的哈佛大學。而史丹福大學在2000年世紀交換之際，剛更換了新的校長。它一反常例地徵召了工學院長和電腦設計發明和創業人—— 約翰．韓納西教授（John Hennessy）為新世紀的校長，打破美國名校歷來以社會人文學者為校長之慣例。這也反映了新世紀的走向是基于資訊科技，和微電子企業所形成的新的「知識平台」。這就是在一個進步的文明裏，必然是「一代有一代之學」！

中華文明中，除了孔孟儒家之外，還有很大一部份學說注重“仁” 和“信” 的基本價值和長期作用。譬如說兵家的《司馬法》就把「仁本」放在第一篇，其後的「孫吳兵法」也都強調「仁」的重要。《孫子》說「視卒如嬰兒，故可以與之赴深谿﹔視卒如愛子，故可與之俱死。」看看今日的公司，家家要求員工拼命工作和服從領導，但是為了四季財務匯報時個人業績的“好看” ，企業領導人很少能頂得住“華爾街” 的壓力，經常以裁員為手段，而很少想到下一季經濟復興了以後，又要化更多錢和時間去請新人，重新訓練六個月，才能「上陣作戰」。從企業經營的角度來看，儒家和兵家說的「仁」，其實也都符合《孫子》「用最少的時間、資源和廢熵，達到最大利益」的原則。

如果要說中西兵學有什麼大區別？我認為就在“道” 和“仁信”上。孔子談治國，排出先後次序，他認為如果「不得以，先去兵，次去食」，但不可「無信」。因為「人皆有死，民無信不立」！講得斬鐵截釘，大義凜然。兵家帶軍，事關人民國家的生死存亡，不講信用，一定崩潰，以致“死無葬身之地”。做小生意和經營大企業，和領軍作戰的原則是類似的。對內和對外都要講信用，而且主其事者在財務導引之外，還應該要有“專業者”的尊嚴和原則[41]。尤其當家家都有同樣的技術和產品時，行銷宣傳，比的是「信用可靠」。用「六標準差 (six sigma) 」來管控成本和品質，其重點之一也是在樹立對顧客的「信用」。有了「信用」，就能得到顧客的「信心」[42]，於是乎商家就可以「用最少的時間、資源和廢熵，達到最大利益」，「不戰而屈人之兵」。中國有名的百年字號，如同仁堂和商務書館等企業，其成功也在於「仁信」。所以，新世紀的商家經理人，要想在「全球化」的戰場上生存和發展，應該多想想高度講求“仁信” 的《孫子》“商業戰略學”，而不要走“騙來騙去”，遲早案發崩盤的短線操作[43]。我曾寫了一幅對聯送給企業界的好學之士曰﹕「七海縱橫猶執信，六藝傳承豈忘仁」。這也是類似於許多經融企管學者，因為美國安隆等大公司群體做假帳，導致股市崩盤，而對新時代企業“治理人”(governancer[44]) ，在立法[45]之外，所要求的反省和對今後社會的期望[46][47]。

《孫子》說的“道” ，和孔孟、老莊的“道” 完全不一樣。《孫子》重“人、勢”，講 “奇、正”。因為知道「人決定戰爭」，所以把「令民與上同意」的藝術當作“導引” “人、勢” 的要道。在第一次產業革命之前，生活必需品的“物”，是難以用“心” 去取代的。到了第三次產業革命，雖然微電子和生物科技掛帥，但是由於第二次產業革命的電氣和工業系統的高生產效率，使得貨品常常供過于求。人們從為基本生活需求而消費，轉變成為“心情”、 “娛樂”、“被服務”而消費[48]。於是乎“廣告、包裝、噱頭”等等過去認為是“虛功”的事情，變成新一代企業成敗的重大手段。五百年風水輪流轉，“攻心為上” 的文學、藝術、音樂、服飾變成了商業經理人新的競爭力考量。因此美國的商學院開始談“莎士比亞商學院”，希望能從《莎士比亞全集》中淘金[49]，找出如何能編出“深入人心的感動和口味”，以之擦亮品牌，吸引顧客，銷出成品，賺錢致勝。

就以電腦科技產業而言，發明倉頡輸入法的朱邦復就說﹕“科技的發展很重要，但是人文基礎更重要。雖然軟體的設計永無止境，可以創造許多的需求與商機，但是軟體設計與整合必須建築在文化、人文背景上，才能深入生活與實際需求之中。”我們提倡《詩經》和《文心》，也就是回到“人心、情感”的「基本面」。新世代的產品推銷就像寫詩作文一樣，作者必先有自己的感動，再經過洗煉，才能讓讀者、觀眾「動心、忍性」，接受你的“新意念”，掏出信用卡，購買你的產品 —— 讓她高興，使你賺錢。彼此雙贏，皆大歡喜。

企業管理開山祖師，彼得．杜拉克的理論似乎都是“常識”，但為什麼他能這麼受商業讀者的歡迎，以至于受到全世界商學院的尊敬？其實這也和他個人的風骨和文學素養有關。如果你還有些專業人士所必具的懷疑心，那就請看他的回憶錄《旁觀者的冒險 ( Adventures of a Bystander)》。當你看完了之後，相信你一定會「同意」我的觀點，“文所以視利害，辨安危”

（《尉繚子》）。況且杜拉克還寫過兩本小說，難怪他的企管文章這麼能引人入勝呢！[50]

被美國《商業週刊》評選為九○年代四位最傑出的管理大師之一的韓默[51] (Michael Hammer) ，出身麻省理工學院的資訊系，雖然沒有讀過商學院，但嗜讀英國作家如王爾德、班揚等人的文學名著，反而頭腦開放，而比其他管理學者更有想像力、創造力。這是當前管理大師裏的又一範例。

20世紀初，中國知識份子的精英們，為了挽救中國免于滅亡於列強的瓜分蠶食，苦思之後，提出許多“破舊” 和“立新” 的“想法”。有名的“口號” 之一就是﹕“打倒孔家店” “尊崇「民主」和「科學」” ，或者叫做“擁護「德先生」和「賽先生」” 的“五四運動精神”。但當我們回顧歷史，似乎發現“破者”未能破，而“立者”也未易立。許多在國外學了專業科技的“學人”，口頭能談「民主、平等、自由」，但在行動和思想上，仍然保持不尊重別人、別黨「民主、平等、自由」的“慣性”。看來當年提倡「德先生」和「賽先生」的“知識份子”，應該加一個“知法而不玩法”的“羅 (Law, 法) 先生”，那麼中國「民主、自由」的進度可能要好得多。

《孫子》以「道、天、地、將、法」作為用兵的五個要素。以「智、信、仁、勇、嚴」為將道的五大要求[52]。盡量保持不超過五個變數，以「最少的時間、資源和廢熵」來闡明他的理念。

《孫子》重視時序，所以把“道” 和“智” 放在兩類之首，以為領航。因為“道” 和“智” 都是主動的推進器，“法” 與“嚴” 則是被動的“剎車機制”，主從有別。但把管控的“法” 和“嚴”放在最後把關，首尾呼應，大開而密闔。可以說是做到他自己所說的「故善用兵者，

譬如率然。率然者，常山之蛇也。擊其首則尾至，擊其尾則首至，擊其中則首尾俱至」。

《孫子》所說的“法”，不止於被動消極的法規，「法令孰行？賞罰孰明？」，而且講到有彈性的制度和財務後斳的功用。似乎在早期的法家和道家之間，他找到了有效的平衡點。佛家的釋迦牟尼也有他相當於《孫子》五則將道的教導，從「智慧」「信仰」「仁愛」「勇於反省和施捨」到「佛教法規」，也都散見于佛教經典之中，不迴異於《孫子》的「將道」。當釋迦牟尼快要圓寂時，弟子問他，在他去世之後，佛法如何延續？釋迦牟尼說，以「法規」為歸依做準則。可見智慧也需要「法」的規範和扶持。至於國際的商業行為，當然更需要遵守簽訂的「遊戲規則」。就《易經》而言，這是「元亨利貞」。從《孫子》來講，這是所謂的「以正合，以奇勝」。不過世間變數無窮，「法令」和「創造力」的關係，大概也遵循“鐘型優化曲線” 。所以《孫子》的將道五校，也是「智」「法」平衡，既講實際，又見智慧。

新世紀高科技專業人員，由於「知識經濟」挂帥，所以對他們的管理，特別需要“溝通”的技巧。這對“外行”的經理人來說，更是另一項挑戰。有人甚至寫書說“管理專業人員像貓”，可見其困難之一般。或者說，專業人員也像宗教裏的 “智慧修士”，如果沒有法，連教主都管不了。所以《孫子》說要「令之以文，齊之以武，是謂必取。令素行以教其民，則民服﹔令素不行以教其民，則民不服。令素行者，與眾相得也」。

至於如何應對「世貿組織」和「知識經濟」裏最攸關的「專利法」，那就要來談「科技創新」和「智慧產權」。因為在「全球化」之後，傳統產業所遇到的是關稅和手續的阻力。但是高利潤的高科技產品，就不能只比生產效率，而須要「發明創新」。

臺灣中原大學企管系教授呂鴻德最近在一場“知識經濟與管理”的座談會上說﹕“美國企業家Jack Welch曾指出，TQM（全面品管）等技巧層次的改良，其對企業的助益遠不如一次企業再造所發揮的力量，但後者卻又不如觀念上的變革，後兩者的效果是跳躍式的大豐收。美國經濟學家梭羅發現日本的管理還停留在工業時代的層面，以注重管理自詡。但我要指出，現在已進入知識經濟時代，企業應該講求創新，也就是觀念的變革及企業的全盤改造等層面的創新，而非只是在技巧層面上追求改良。” 其實這也是《易經》所重視的“陰陽轉換”和 “或躍在淵” 的哲學，和《孫子兵法》所說的「以正合，以奇勝」的策略。如果管理和效率是「正兵」，變革和創新就是「奇兵」。兩者相輔相成，不可執一單行。尤其在「全球化」的競爭環境之下，大家都能做同樣的產品，其結果就不能不削價求存，互割喉嚨，以致相繼慢性失血，終歸不免於共同衰亡。所以《文心雕龍．定勢篇》說﹕「舊練之士，執正以馭奇；新學之銳，逐奇以失正。」同理用之於科技創新和企管教育亦然。英國的大哲懷海德在《教育的目的》(The Aims of Education 1916) 中曾說﹕“成功的教育所傳授的知識必有某種創新……陳舊的知識會像魚一樣腐爛。” 所以，教授 “創新”的人，最好自己也有創新的實戰經驗，可以「望今制奇，參古定法」（《文心雕龍．定勢篇》），否則就重蹈「紙上談兵」和「外行領導內行」的覆轍。

就科技的發明和應用而言，英國學者李約瑟在魯桂珍等中國學者的協助下，已經為我們寫下了《中國科學與文明史》(Science and Civilization in

China

) 。足證中國的科技發明能力曾是世界一流的文明大國。在21世紀「全球化」的開發之下，可以想見新一代的諸子百家將重放異彩。而其所以能夠迸放異彩，我們可以從「新五經」的形成和內容中見出。

《易經》講變化說陰陽，反復透徹。連量子物理學大師波爾，都要借用《易經》演化出來的太極圖來解釋他的「互補理論」，而且用于家徽和制成背心，穿著上台領取諾貝爾物理獎。

《周易》起于占卜，乾卦的作者當然沒有想到所謂的「科技創新」。但是觀察自然現象，如《文心》第一篇所說的《原道》，再加上對人類行為的基本歸類，所得到的規律，相當簡單但實用。因為人類的基本思維反應，幾千年來沒有多大的變異。所以西方文學作家描寫美女，三千年來沒有人能勝過瞎眼的荷馬。由此觀之，簡實的易卦，反而不太受時空的限制；因此用以觀察人事，往往乾淨俐落一針見血，勝過半調子的百萬言專書。

《易經．乾卦》是講人事變化開宗明義的章篇，自然而然包涵了研發和創新的道理。它在“初九” 以「潛龍勿用」來描寫創業創新者應有「如龍」的志向、願景和心態。然後在“九二” 的第二個階段，就用「見龍在田，利見大人」來講知識的擴張，好像是二度空間的平面發展。就創新「專利權」的申請理由而言，這一階段就要全面研究過去的發明 (prior art) 和目前的一切對手。如果這一階段的功夫做得扎實，那就是「利見大人」，成功可期。下一個階段“九三” ，要求研發人員要 “拼命” 的用功，像「君子終日乾乾」一樣，「夕惕若厲」的警惕自己，在「戰術上要重視敵人」，這樣才「無咎」，不會出錯，敗給同樣用功多智，散布全球的無數潛在和明存的對手。

“九四” 這一卦是研發創新的成敗關鍵。唯有「或躍在淵」，飛躍障礙，才能有真正的突破。有了基本上的突破，才能像“九五” 階段的「飛龍在天」，進入第三度新的商業運作空間，翱翔新域，「利見大人」。但是成功的企業家和國家團體，別忘了自然界循環起伏的道理。當事業國力發展到了極頂，就要居高思危，否則就會走到第六個階段，“上九” ，而遭遇挫折，如「亢龍有悔」，又跌回原點，或深淵。《易經．乾卦》只用了六個階段48個字，就把企業的「生老病死，成住敗空」說得清清楚楚；完全符合「用最少的時間、資源和廢熵，達到最大利益」的兵法原則。最後特加的“用九” 一句﹕「見群龍無首，吉」更是精妙。因為天下最好的發明，都是要在能自由思想，共同討論的情況下，才容易蓬勃發生，而不是靠獨裁的領導所能產生的。

《孫子》的奇正變化繼承《易》道，他說「戰勢不過奇正，奇正之變，不可勝窮之也。奇正相生，如環之無端，孰能窮之？」以這種態度用于科技創新，「以正合，以奇勝」，當然發明的成果是不可窮也。不過創新還必需「有用」，價錢有競爭力，而不是“標奇”以“立異”，“以反為新”，製造廢熵。以下茲舉三個獲得美國專利權的電腦晶片設計發明來證明我的看法。

1. 《孫子地形篇》說﹕「善守者，藏于九地之下﹔善攻者，動于九天之上。」「善守者，藏于九地之下」的原理，曾被用于記憶細胞的設計，以向下挖井儲水的方式來儲存電荷，使得「井」的表面雖然不斷地縮小，但加深挖「井」，水（電荷）的儲存量，仍可保持不變

（N. Lu 1983[53]）。這一個發明使得記憶晶片能繼續縮小，降低成本。20年來，仍是使用的兩大主流之一。

2. 「善守者，藏于九地之下」的原理，大約同時期被用于晶片進出站的靜電保護電路設計，以自然存在的“井”底層基座，吸收靜電進襲的能量，並利用串聯電容變小的原理，同時減低進出站的電容，而且不增加任何的費用（ Lin 1983[54]）。這個減少電容和防止接墊短路的方法，幾乎被全球電子界使用，而不知其由來。

3. 《孫子九地篇》說﹕「是故始如處女，敵人開戶，後如脫兔，敵不及拒。」這個原理被用在微電腦晶片，選擇性的“關閉” 不用的部分，讓它「靜如處女」，以節省能源，避免無謂的消耗。等到快要使用時，早一步通知被“關閉”正在“休息”的部分。到了須要開跑時，一切早已就緒，「動如脫兔」，一點都不耽誤時機（Lin 1991[55]）。這個設計幾乎所有的高功能晶片都在使用類似的方法，足見《孫子》哲理的跨越時空，無往不利。

《史記》和《文心雕龍》都是「一代有一代之學」。司馬遷寫《史記》的方式，為中國歷史創出了新的方式，用新的語言，提出種種貫通古今，新穎而深刻的看法。他那一篇《貨殖列傳》，大開大闔，啟人深思，不僅是中華文明和世界上最早的經濟論文之一，而且就觀念的創新而言，也值得我們效法[56]。

劉勰寫《文心雕龍》也突破了「注經」的傳統。他總結前人的理論和資料，創造出嶄新而有系統的中華文藝理論。如果以現代“全球化” 的眼光來評比當時的成就，《文心雕龍》的宏觀體系和精密的內容是絕對優勝於亞理斯多德《詩論》遺留下來的殘卷，和賀拉斯隨筆寫的《論詩》短箋。劉勰看到前人「敷讚聖旨，莫若注經；而馬、鄭諸儒，宏之已精；就有深解，未足立家」，所以獨自創新文藝理論，很有當今高科技業裏，單槍匹馬在車庫裏創業的精神。況且他又開創了融《孫武兵經》於看似“水火不相容”的文藝理論之中，豐富了中華文化和精神文明，這是西方文藝理論至今猶未能想像到的慧眼和膽識。他的創新精神，可以作為我們對「全球化」「知識經濟」思考創新時的榜樣。

劉勰在運用前人的知識上，也是採取開發的態度，於儒家理論之外，諸子百家和佛家的理論，他都分辨吸收，並加以「重新整合」，並且能有系統的加以發揚光大。他的文藝創作理論主張觀察效仿自然﹕《原道》；仰隨大師﹕《徵聖》；尊重經典﹕《宗經》；取材不避神鬼緯書﹕《正緯》；作文要創新和自鑄偉詞，保持人格如屈原﹕《辯騷》。幾乎是告訴我們一套相當於現代人如何掌握「知識經濟」和「研發創新」的方法和次序，這對我們也是非常有啟發性。

《詩經》對「科技創新」能有貢獻嗎？我認為文藝對科研和管理[57]的貢獻是顯然的，但不是直線式的簡單數學可以描述和解釋。人的左右腦，各有專司。只用傾向於邏輯的左腦，固然可以減少直覺幻想的錯誤，但本身常依附他物而生，因而也受到依附物的限制，很難有大的發明或突破。而右腦的感性加上跳躍性的腦活動，常常可以由文藝活動而解放因環境和慣性造成的無形框架。因此，不少偉大的科學發明，常靠文藝感性的刺激和解放而助成。譬如楊振寧小時就是早慧的數學天才。但他的父親楊武之反而請人來教他讀四書中的《孟子》和古典文學。楊振寧晚年評論物理學，認為「它們以極濃縮的數學語言，寫出物理世界的基本結構，可以說它們是造物者的詩篇。[58]」李政道論科學與藝術的關係時也說﹕科學可以因藝術感情的介入更富有創造性。「沒有情感的因素和促進，我們的智慧能夠開創新的道路嗎？[59]」兩位物理學大師雖然學術上有合有分，但對人類智慧發展的看法還是一致的。

再用歷史的眼光回顧1902年，23歲但創意驚人的愛因斯坦，是如何生活？就會發現他不止讀科學經典，也和朋友散步喝茶聊天，同時更看和與數理“垂直對立”的戲劇小說，比如狄更斯的《聖誕頌歌》、塞萬提斯的《唐吉訶德》等等文藝作品。難怪當代文學家Nabokov曾說：“科學莫不幻想，文藝無不真實。”你的胸襟願景有多大，成就就可能有多大。大教育家孔子曾對子弟說「小子何不學《詩》乎？」因為《詩》可以「興」，有助於想像力。科技研發必須能「以正合，而出奇制勝」。這不能只喊口號，而需要幻想力和膽識。讀《詩》，擴大心胸，超越時空而又不脫離累積的現實人生經驗，如果不受近體詩繁瑣音律格式的過份束縛，當然可以有助於「科技創新」[60]。

中華文明博大精深，尤其在「人文」部分的智慧累積，其「垂直」於西方希臘羅馬以來的數理文明的部份，應該能和西方的文明互補和抗衡。本文提出中華文明的「文藝復興」，必然要恢復自孔子、孫子、司馬遷、劉勰、蘇軾、朱熹到桐城派姚鼐、曾國藩以來，「文武合一」「百家兼容」的平衡和開放的思想和學養。那才不會在 21 世紀「捧著金飯碗」，在「全球化」的「世界貿易」和以「知識經濟」相競爭的時候，因為缺乏信心和方向，而永遠尾隨“已開發” 的國家和“文明集團”，不自覺地變成它們的“奴僕”，永遠跳不出如來佛的手掌。所以我們所應該做的是﹕ 用自己有特色的文化，有信心的站立起來，以平等而和平的態度，與西方文明互競、互助和互補而“共生”，而且成為有平衡糾正作用，“直、諒、多聞”的“益友”。

我們對中華文明的企望，也可以從曾經嚴厲批判中華腐舊文化的胡適的言論變化中，看到類似的想法。胡適在1935年的《試評所謂中國本位的文化建設》文中曾說﹕「將來文化大變動的結晶品，當然是一個中國本位的文化，那是毫無可疑的。如果我們的老文化裏有無價之寶，…。將來自然會因這一番科學文化的淘汰而格外光大的。」過了四分之一世紀之後，胡適在《中國傳統與將來1960》的演講時又說﹕「慢慢地、悄悄地，可又是非常明顯地，中國的“文藝復興”已經漸漸成了一件事實了。這個再生的結晶品看起來似乎使人覺得是帶著西方的色彩，但是試把表面剝掉，…材料在本質上，正是那個飽經風雨侵蝕，而更可以看得明白透徹的中國根底，——正是那個因為接觸新世界的科學民主文明，而復活起來的“人本主義”與“理智主義”的中國。」

胡適曾經被兩岸的“文化打手” 無情無理和無恥地嚴厲批判過。他也曾幽默的“自詡”為“無可救藥的樂觀主義者”。我想，我的這一篇“大題小做”的報告、雛議和一些實例，很可能也有“樂觀”的傾向。好在個人從事所謂的“高科技”有年，所以在一些“大膽的假設”之餘，也盡量用晶片設計的習慣，“小心列證” 什麼是“中華文明在21世紀的新意義” 和整合過的“新五經”，如何可能從“文、史、哲、兵、經” 的新「知識平台」，為新世紀的「企管教育」和「科技創新」帶來新的“經濟”效益。

最後，我要引用可能和孔子、孫子先後同期的《老子》，來結束我的報告。根據《史記》，這一位“老子”曾經擔任過周朝類似今日國家圖書館館長的職位。所以“老子”對“夏和殷文化的繼承”和“周文明的新意義”一定也有過相當的研究。所以《老子 14章》說﹕「執古之道，以御今之有[61]。能知古始，是謂道紀。[62]」《老子》所說的「執古之道」當然也包括“舊經典”這個概念。因為「時間是不能創造而有限的」，所以而這個 2500年以前的看法，至今仍然價值不變。

愛因斯坦在二次大戰自歐洲文明盛地流亡到新大陸的期間，曾感嘆地說「現代人類文明的最大危機，不是科技的落後，而是價值的淪喪。」他似乎已預感未來人類文明在企業和科技挂帥以後的危機所在。我希望再過 2500年之後，如果有人研究21世紀的“中華文明的意義、價值和挑戰”，還會記得我們曾經樂觀、積極而進取地，所共同做出的一些努力[63]。謝謝！

黃順基等主編《邏輯與知識創新》，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2年。

方漢文《比較文學高等原理﹕第十章跨學科的文學研究，第十二章新辯證觀念﹕全球化與跨文化研究》，南方出版社，2002年。

[1] 兩百年前，新會梁啟超在日本寫成《論中國學術思想變遷之大勢 1902》一書，於〈總論〉中言﹕蓋大地

今日只有兩文明﹕一泰西文明，歐美是也；二泰東文明，中華是也。二十世紀，則兩文明結婚之時代也。

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年，第8頁。

[2] 根據和電腦 architect設計專家許金綱先生的討論，2002年四月。

[3] 懷海德（Arnold North Whitehead）《The Aims of Education and other essays: （古典文化在教育中的地位）The Place of Classics in Education 》1923， The Free Press, 1967. p.61-75.

[4] 李約瑟〈中國對科學人道主義的貢獻〉，《自由世界》1942 ﹕“人類在向更高級的組織和聯合形式進展的過程中，我想最重要的任務就莫過于歐美和中國文化之融合。” 《四海之內 (Within the Four Seas: The Dialogue of East and West) 》，勞隴譯，三聯書店，1987年。 p.86 - 96.

[5] Stanley Hoffmann, < Clash of Globalizations >, Foreign Affairs, July-August , 2002.

[6] 章學誠曾說“六經皆史”，引起學界的震動和爭議。其實他只是想說“知識是時間的函數”，但是因為

沒有適當的「知識平台」可資利用，以致以偏蓋全，反而造成思想上的混淆。

[7] 林中明《斌心雕龍》，第四屆國際孫子兵法學術研討會論文，北京，1998。

[8] 林中明《中西古代情詩比探短述—並由《易經．乾卦》推演“賦、比、興”的幾何時空意義》，

國際《詩經》研討會論文集，2000年。學苑出版社， 2002.7. ，p.393-402.

[9] 林中明《文選源流舉略——從《詩經》到桐城》，《昭明文選》國際研討會論文集，2000. 吉林出版社2001.6.，p.562-582.

[10] 林中明《從劉勰《文心》看八大山人的藝術、人格——兼由“文藝復興”看《文心》的發揚與創新》

，《文心雕龍》1998學術研討會論文集. 學菀出版社 2000。p.574-594.

[11] 林中明《Character Beyond Character (字外有字) 》，第二屆漢字書法教育國際會議論文集，CSU at Long Beach , CA , 2000. p.17-32.

[12] 《孟子集序》﹕…韓子曰：「堯以是傳之舜，舜以是傳之禹，禹以是傳之湯，湯以是傳之文、武、周公，文、武、周公傳之孔子，孔子傳之孟軻，軻之死不得其傳焉。荀與揚也，擇焉而不精，語焉而不詳。」又曰：「孟氏醇乎醇者也。荀與揚，大醇而小疵。」又曰：「孔子之道大而能博，門弟子不能遍觀而盡識也，故學焉而皆得其性之所近。其後離散，分處諸侯之國，又各以其所能授弟子，源遠而末益分。」

[13] 林中明《劉勰、《文心》與兵略、智術》，史學理論研究季刊，中國社科院，1996 第一期，38—56頁

[14] A.N. Whitehead 《 Process and Reality．Part 5．Ch.1》1928: 哲學主要的危險在於選擇證據之狹窄。

"The Chief danger to philosophy is narrowness in the selection of evidence." The Free Press, 1978.

[15] 傅斯年《論學校讀經》﹕所以六經以外，有比六經更有势力的書，更有作用的書。即如《貞觀政要》，

是一部帝王的教科書，遠比《書經》有用。他批評清末經學也是無用之學。那時學校讀經，少年學生

在下面如“做夢一般”。如此怎麼可能用它去充實道德力量呢。

[16] 《中國古代管理思想之今用》，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1年。

[17] 色彩的原色只不過紅、藍、綠三種，而混合之後，變化無窮。

[18]《智者閱讀 ——中外名報、名刊、名家的推薦書目》智主編黃秀文，華東師範大學出版社，2002年。

[19] Miller's Magic Number： George Miller's classic 1956 study found that the amount of information which can be remembered on one exposure is between 5 and 9 items, depending on the information. The number 7 became known as Miller's Magic Number, the number of items which can be held in Short-Term Memory at any one time.

[20] Edward O. Wilson, "Consilience -- The Unity of Knowledge," Knopf, 1998.

[21] 梁啟超在一八九六年寫《變法通議》，認為非啟迪民智、變革制度不能救亡圖存。他引述一位德國名人, 德相俾斯麥, 的話來做說明：「昔同治初年，德相俾斯麥語人曰：『三十年後，日本其興，中國其弱乎？日人之遊歐洲者，討論學業，講求官制，歸而行之；中人之遊歐洲者，詢某廠船之利，某廠價值之廉，

購而用之。強弱之原，其在此乎？』嗚呼，今雖不幸而言中矣。」

[22] WHO MOVED MY CHEESE?, by Spencer Johnson, Putnam, 2001

注﹕這是關於一對小老鼠和小矮人，當有一天他們發現賴以生存的糧食——奶酪，忽然不見了，如何

“應變” 的寓言故事。

[23] 嶽麓書院大門兩壁有一幅馬積高的對聯﹕治無古今育才是急；學有因革通變為雄。說的是同樣的事理。

[24] 林中明《斌心雕龍﹕「文武合一」的文化威力》，生命與知識學院講座，鈺創科技，2001.6.9

[25] 胡顯中《司馬遷和班固經濟思想比較》，《西北大學學報》，1988年第一期。《集雨窟文叢》，中國經濟思想史學會，北京大學出版社，2000年。p.299-308.

[26] 朱家禛《孔子經濟思想的研究》，《中國經濟思想史論》，人民出版社 1985年。《集雨窟文叢》，中國經濟思想史學會，北京大學出版社，2000年。 p.103-122.

[27] 鹿諝慧《司馬遷經濟思想在不同歷史時期的地位》，寶雞師院學報，1985年第三期。《集雨窟文叢》，中國經濟思想史學會，北京大學出版社，2000年。p.292-298.

[28] 湯恩比《我的歷史觀》，論文集《文明經受著考驗》，牛津大學出版社，1948。

[29] 2002年3月，美國片面對外國鋼鐵進口徵稅，以“它不完全符合國際貿易的規則，超越了反傾銷和補償責任條款所提供的條件”（國際貨幣基金組織 (IMF) 副主席安安妮·克魯格 2002.5.15），因而與歐盟和中、日、韓亞洲國家的鋼鐵貿易大戰逐漸升溫，看來全球因鋼品而起的“貿易戰”就要登場。2003年五月，世界貿易組織在日內瓦仲裁會上作出決定，同意歐盟對美國實施價值每年40億美元的貿易制裁，包括牲畜、谷類和鋼鐵業。

[30] 《真與愛——羅素散文集》，上海三聯出版社 1988 年，第90—91頁。

[31] The Return of von Clausewitz, "今天的企業已不再流行尋找能夠解決企業所有問題的單一策略。

古代的孫子強調彈性、速度和選擇制勝時機的重要性。他說，唯有如此，才不會錯過異想不到的機會。

《The Economist》March 9, 2002.

[32] 林中明《九地之下九天之上﹕代序》，《廟算臺海﹕新世紀海峽戰略態勢》，學生書局，2002,p.V-XIX.

[33] Italo Calvino （卡維諾）, "Why Read The Classics?" （為何要讀經典之作？） , Vintage 2000, pp.5.

Reason 4. A classic is a book which with each reading offers as much of a sense of discovery as the first reading.

Reason 6. A classic is a book which has never exhausted all it has to say to its readers.

[34] Mike Anton, Adding a Dose of Fine Arts , Los Angelos Times, 2003.5.24

[35] 林中明《從《孫子》《周易》和物理《文心》看企業逆境競勝》，臺北、臺中、高雄—中國生產力

中心“企管經營講座”，1.25，2.27，3.1.2002

[36] 《孫子兵法·勢篇第五》：故善戰人之勢，如轉圓石于千仞之山者，勢也。“知識平台” 亦勢也。

[37] 2002年諾貝爾經濟學得獎人，美國學者，卡尼曼發現，大多數接受追蹤觀察者寧可花廿分鐘路程購買一部十美元的計算機，捨棄十五美元的款式，卻又不願花同樣時間買一件標價一百廿美元的夾克，而寧可選一百廿五美元的夾克，結果多花五美元。史密斯九日在記者會中表示：「我經過幾年觀察研究後才了解，原來教科書是錯的，我的學生才是對的。」

[38] 彼得．杜拉克《下一個社會》﹕Peter Drucker, Managing In The Next Society, St. Martin's Press, 2002

[39] 羅斯陶 (Walt Whitman Rostow ) ,The Stages of Economic Growth: A Non-Communist Manifesto,

1960, 》1. Traditional Society, 2. Transitional Stage ( the precondition for take off), 3. Take off,

4. Drive to Maturity, 5. High Mass Consumption.

[40] “今天的企業已不再流行尋找能夠解決企業所有問題的單一策略。古代的孫子強調彈性、速度和選擇制勝時機的重要性。他說，唯有如此，才不會錯過異想不到的機會” ，The Economist, March 9, 2002 .

[41] John A. Byrne, <Goodbue to an Ethicist> (BusinessWeek/Feb. 10, 2003, p.38) -- Marvin Bower ( - 2003.1.22), leader of the global famous consulting firm McKinsey & Co., was known as the father of modern management consulting business.

[42] < Permission Marketing: Turning Strangers Into Friends, and Friends into Customers >

by Seth Godin, Don Peppers, May 1, 1999 , Simon & Schuster

[43] BusinessWeek/April 22, 2002, "CEOs: Why They're so unloved", p.118

[44] "How to Fix Corporate Governance," BusinessWeek/May 6, 2002, p.68 - 78.

[45] 美國“沙賓法案”( Sarbanes-Oxley Bill) 2002.7

[46] BusinessWeek, June 24, 2002 , Special Report: "Restoring Trust in Corporate America," p.30.

[47] 很少為人題字的朱鎔基總理，2002年為三個國家會計學院提筆寫下「不作假帳」的校訓。和1938年11月30日西南聯大三校通過的校訓「剛毅堅卓」相比，反映時代和社會對學生的企望。

[48] 消費者經濟的主要特色之一，即是供過於求。21世紀豐足的經濟（The Economy of Abundance），使得幾乎每一行大型企業都製造出遠大於消費者需求的物品。由於這樣的發展，和沒有“武力” 做強銷的後盾，反而讓“消費者” “心情” “喜好” 的“軟性力量”抬頭。

[49] 莎士比亞本人在寫作和演出戲劇之外，也是很成功的生意人和精於房地產投資，和注意家鄉慈善事業。

[50] Peter Drucker, "The Temptation To Do Good" 1984, "The Last of All Possible Worlds" 1982 .

[51] 韓默以他創新而激進的變革想法，十年前，以《企業再造》（Reengineering the Corporation）一書掀起全球企業再造風潮，並在美國暢銷超過兩百萬冊的韓默，曾經被《高速企業》雜誌稱之為「狂熱的企業革命分子」。今年，韓默推出新著《議題制勝》（The Agenda），揭櫫新世紀企業經理人的九項重要課題，呼籲企業回歸基本面，重視顧客與建立流程。

[52] 約翰‧麥米蘭《新競爭時代》（John McMillan），羅耀宗譯，時報出版，2002年。

周均〈深度導讀〉2003年1月聯合報副刊﹕麥米蘭首先說明了市場設計必須具備的五大要素，它們分別是：1.資訊流通順暢；2.可以信任他人會履行承諾；3.促進競爭；4.財產權受到保護，但不過度保護；5.抑制對第三人產生的副作用。林按﹕這是《孫子》“為將五要”「智、信、勇、嚴、仁」的現代解釋之一。

[53] US Patent 5198995, Trench-capacitor-one-transistor storage cell and array for dynamic random access memories.

[54] US patent, 4952994: Input Protection Arrangement for VLSI Integrate Circuits Devices (Lin, Chong Ming)

[55] US Patent, 5452401: Selective Power-Down for High Performance CPU/Systems, (Lin, Chong Ming)

[56] 《金克木散文精選．讀《史記．貨殖列傳》》，海天出版社，2001年五月. p.254-266.

[57] 厲以寧《新世紀需要什麼樣的管理員》﹕“管理中的决策分兩類，一類叫叫程序性决策，另一類叫非程序性决策。知識經濟時代，非程序性决策的比重可能加大，因為世界是變化的，國際競爭不斷加劇，各種預料不到的變化隨時可能出現，都需要當機立斷，作出決策而沒有前例可援。這樣的決策就是有創造性的。管理本身既是科學，又是一種藝術。”2002年11月16日在北京大學第二届文科論壇的演講。

[58] 江才健《楊振寧傳——規範與對稱之美》，天下遠見及遠哲科教基金會共同出版，2000年，465頁。

[59] 李政道《科學與藝術．楔》，上海科學技術出版社， 2000年。

[60] 《陳省身文集》﹕“數學研究需要兩種能力﹕一是豐富的想像力…，另一種能力是強大的攻堅能力。

…要有數學設計師，也要有數學工匠，兩者都不可少。”華東師範大學出版社，2002。

p.72

[61] 懷海德 ( Alfred North Whitehead )《古典文化在教育中的地位 (The Place of Classics in Education) 》1923,

， The Free Press, 1967. p.61-75.

[62] Italo Calvino （卡維諾）, "Why Read The Classics?" （為何要讀經典之作？） , Vintage 2000, pp.5

" Reason 7. The classics are those books which come to us bearing the aura of previous interpretations, and trailing behind them the traces they have left in the culture or cultures (or just in the languages and customs) through which they have passed. "

[63] 《楊振寧文集》封面引言：“假如今天曾先生問我，你覺得你這一生最重要的貢獻是什麼？我會說，我一生最重要的貢獻是幫助改變了中國人自己覺得不如人的心理作用。” 華東師範大學出版社，199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