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我簡介

訪問馮友蘭先生，那幾乎是十五年前的遠事。訪問完時，因為六四後政局敏感，所以以“忍仁之心”，硬是壓下來沒有寫，而“欲將以有為也”。後來因為在高科技的“獵人隊”裏蹲點，於是把當時聽到大師所吟頌的幾條“偈句”都快要“還諸天地”去了。直到去年在淡江大學開會，和文學院的高柏園院長偶然談起“中國近代思想史”，才被高院長發現“沙中可能有金”，乃用類似宋代理學家張橫渠“為往聖述絕學”的大道理，命我書此段因緣，因為「…此段因緣非只吾兄（家）與馮先生之私誼，尤關馮先生一生之志向與中國哲學史之大事。特此敬邀吾兄…述此段“大事” ，以申馮先生之志，亦可讓中國哲學界能有機會更認識馮先生之深刻用心。相信這篇文章會給哲學界一個清楚而明確的觀念，也是對馮友蘭先生的一點敬意！（高院長2003年二月來函）」高先生言辭懇切，而且馮先生已去世十二年，不再受塵世政治走向的影響，所以我也就放心重整資料，勉力而以「修辭立其誠」的原則述敘尚未為人“誠辭”觸及，六四前夕的馮友蘭先生，并略列己見和評點之。

馮友蘭先生是中國二十世紀最有名的哲學家和學者。說他“最有名”，有兩種意思。一是最傑出的哲學家，一是最引起爭議的學者。就學術的深度和廣度而言，他是集中國傳統哲學之大成的正面學者。但就學術人格而言，他有起有伏。再加上他的長壽，和在政治壓力下的「豹變[1]」，讓人不知那一個馮友蘭才是真正的馮友蘭？再說過去幾十年，談論馮先生的大小文章何止百千，專寫的傳記恐怕已進入兩位數字[2]？如果沒有新的角度和資料，只云人之所云，“感他人之所感”，那真是要讓當年95歲還在創新，“自批和自詡”時有“非常奇怪之論”的馮老，站在八寶山上仰天嘆氣。所以這一篇“訪問記”雖然只佔馮老一生大約百萬分之一的時間，但是因為機緣湊巧，正趕上中國歷史上的鉅變。再加上兩位訪問長者與馮先生有近百年的師生關係，致使談話往來，不僅帶出歷史，而且激發了馮先生的對話深度，讓我能夠有更多的資料，以點聯線，以小見大。

地點﹕北大燕南園三松堂； 對話者[3]﹕馮友蘭、張敬（台大中文系榮譽教授）、張寄謙（北大歷史系教授）、林中明；時間﹕1989五月中旬，“歷史會記住這時刻” （附大字報橫幅照片）。

(座中另有蔡仲德先生接待，和黃雅純女士隨訪在側負責攝影記錄此一歷史性的訪談。)

北大校園從五四以來就不平靜。白天三角地帶看大字報的人潮洶涌，夜間的演講更是熱情澎湃。不少富文采有思想的好詩“因情立體，即體成勢”，相信以後都有傳世的價值[4]。大筆濃墨寫的橫幅，“我們不絕望，中國有希望 ！”，氣勢奮昂，說出學生的心聲。有些諷刺的漫畫，雖然

[1] 《周易．革》九五，大人虎變。上六，君子豹變， 小人革面，征凶，居貞吉。〈象〉曰﹕君子豹變，其文蔚也。小人革面，順以從君也。

[2] 第四屆《馮友蘭學術思想研討會論文集》，北京大學出版社，2002年。《馮友蘭研究．第一集》，國際文化出版公司1997年。《解析馮友蘭》，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2年。《三松堂主﹕名人筆下的馮友蘭》，東方出版中心 1999。《解讀馮友蘭﹕學者研究卷，海外回聲卷》，海天出版社，1998年。程偉禮《信念的旅程﹕馮先生傳》，上海文藝出版社，1994。……等等。

[3] 馮先生《南渡集．新對話（一）》﹕“地點﹕ 無何有之鄉；對話者﹕朱熹及戴震之靈魂；時間﹕現在。”“朱熹﹕亞理斯多德說﹕「吾愛吾師，尤愛真理」。道德亦無新舊，我們欲實行道德，非把餓死看為小事不可。戴震﹕你這種學說，我覺得一方面是迂闊，一方面是殘酷。”

[4] 林中明《北大詩吼》，聯合報副刊，1989.5.28。

雖然色彩簡樸，但是既生動又幽默，厚積而薄發，讓人起會心的微笑。但特別讓我注意到的是一張北大教授們簽名的大字報，排名第一位，就是馮友蘭。季羨林和張岱年，輩份雖高，但只能和另外七位大牌教授，排在馮老之後。在他們八位之後的教師，則“以下基本按性氏拼音順序”。看到馮先生的名字，確實是讓我吃了一驚。所以當張寄謙教授安排母親去拜見她的老師馮先生，而我也能隨行瞻仰，這真是莫大的機緣，正如那幅有名的大字報橫幅所寫﹕ “歷史會記住這時刻”。

在那個熱情澎湃，而又政情緊繃的時刻，去拜訪一位過去屢遭批鬥，政治身份極其敏感，年高94歲，健康上既失明又重聽，且不良於行的老人，本來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但是由於兩位張教授的身份特殊，馮先生既念舊，也想趁此時機見見外人，所以我也因緣際會，得以登三松堂親聆大師垂教。有詩為記曰﹕ “三松堂上， 三代炎黃。不明者明，自勝者強”。

我們由蔡仲德先生接待，延入許多訪問者曾報告過的會客室。為了讓讀者感受“三松堂”橫匾的真實大小，我特別在此附上一張彩色照片，用最直接的方法，傳達視覺的信息，省略文字的間接浮描。馮先生行動不便，從樓上慢慢走到客廳坐下，化了好幾分鐘。讓我能從容觀察這位當代大哲的行止和“氣象”。馮先生自己也很注意名人的氣象[1]。曾經幾次描寫蔡元培的“大師氣象”如暖日，如“春風化雨”，他即使在走廊上和蔡先生擦身而過，也能感受到這種“氣象”。

馮先生94歲時的氣象和我在其他照片上看到的相當不同。他依然高大，莊厚如松非竹，面色紅潤，慢步鶴行，身上放射出不可名狀，近世紀的學養，和學術達到顛峰時，那種“躊躇滿志” 的自信，甚至還有“新建設”的“舊道德”原則在內支撐。讓我聯想起他們那一代的查良釗（聯大訓導長）、臺靜農[2]（北大、台大教授）等晚年著長袍的長者風度氣象，那是這一代再也看不到，恐怕也做不到了。現在回憶起來，可以概括成幾句話﹕鶴乎？龍乎？“君子不重則不威” 也！ “君子不重則不威” 是《論語．學而第一》的名句。但是如果加上後面兩句，則能更“全面” 的表達我現在的看法，那就是﹕“君子不重則不威，學則不固。… 過則無憚改！”

世傳馮先生有“口吃”之累。這次的訪談，我在一旁靜聽，只記得他講話緩慢，時有沉吟，但沒有出現“口吃”的現象。大約是和老學生話舊，說的都是妳知我知的舊事，自然不用“意在語先”，字與句爭，心和舌搶。

【和母親的對話】一別北平四十春，問師可識昔年生？智山慧海傳薪火[3]，願隨老師傚犬聲。

馮先生是母親張敬在聯大的老師。母親當年是有名的才女，詩詞文章有道蘊、清照風韻。《吳宓日記》裏也有不少感性的讚詞。執手話舊（見彩色照片），幾句笑語，就把長者們都變年青了五十年。而自從北平戰亂一別，也一晃四十年矣。於是母親半感慨半開玩笑地“大聲”說，真想變成小狗，給老師看門。

以母親身為台大榮譽教授之尊，竟然發出如此感性的比喻，馮先生雖然強調理性，但也是性情中人，當然知道這句話是源出詩書畫三絕的鄭板橋，盛讚徐文長的話[4][5]。感動之下，就吟起五十年前的五四，為我父母親結婚之日寫的蘇東坡《赤壁懷古（念奴嬌）》﹕“大江東去，浪淘盡千古風流人物。…遙想公瑾當年，小喬初嫁了。 …人間如夢，一尊還酹江月”。 94歲的老人，對五十年前的“瑣事” 記憶清晰，如在目前。難怪他能只憑記憶，咀嚼組織過去看過的千萬本書籍，寫出150萬字的七冊《中國哲學史新編》。

友蘭先生唸這首詩，不止是憶舊，也是稱讚家母和清華畢業投筆入空軍，并輔助陳納德飛虎隊抗日的父親林文奎，當年是一對璧人，如周瑜軍事之英材和小喬之貌麗。但也同時包括自許“千古風流[6]人物”，并感嘆時間飛逝“大江東去” 以及“人間如夢”。

於是乎，談話因憶舊感時而暫時中斷，長者陷入沉思。母親看到對話出現冷場，於是就把話題轉到我身上，報告她帶來了“學電機，但喜歡國學的老二” ，并和主編《國立西南聯合大學校史》的張寄謙教授一同鼓勵我借此良機，向“太老師”請教學問。

因為馮先生患重聽，所以我就趨前蹲下，在他的耳邊大聲的問了一個不只是我想問的

“大問題” ﹕“ 為什麼您這一次，率先簽名[7]，抗議政制貪污？” 向“太老師” 提出這樣一個直接而冒犯長者的問題，實在是大不敬。尤其是“這一次” 三個字，濃縮了海內外多少關心文化，曾經敬佩而後來大大失望者的心聲和憤慨。事後回想起來，也覺得自己有些莽撞。但在歷史上如此關鍵的時刻，如果不提出這個關鍵問題，以後恐怕更對不起歷史文化。也不符合馮先生在《南渡集．新對話（一）》裏，藉朱熹的口，引亞理斯多德所說的﹕「吾愛吾師，尤愛真理」。

馮先生聽到我問的問題，恐怕腦中收到的音量比我的聲音還要強大。他靜默了一會兒，慢慢地說﹕「這是為了中國的進步，我所應該作的事」。他的回答雖然簡短，但是其中的涵義，卻是勝過多少篇他「言不由衷」政治壓倒學術的文章和“檢討報告”。這也像他寫的《中國哲學簡史》，雖然簡短，但仍然有足夠的份量，勝過“隨風而動” 的“全史”。

馮先生隨後又說了一些話，但是都是經過多年政治磨練過的“場面話”，所以我當下都沒聽進去，15年後更是記不得。可見即使是大師級哲人的話和詩文，如果「言不由衷」不帶真情，它們的“半衰期” 也可以短於分秒。

【我的第二個問題 ﹕您的《中國哲學史新編》寫得如何？】

對于這個問題，馮先生的回答就自由自在，也和許多人講過同樣的話。所以在此不浪費筆墨重復記載。但是他最後總結了一句話，值得向後人報告。他提高了聲音說﹕「你回到臺灣，一定要告訴大家，不要再看我從前寫的《中國哲學史》，千萬要看我的“新編”《中國哲學史》」。先生說此言語時，有些激動，臉上似乎也泛出紅光，而且重復講了兩三次。像是怕我沒聽進去，忘記了他的交待。我當時只覺得年紀大的人多半喜歡說重復的話。看來馮老也不例外。

但是經歷六四和隔年馮先生去世之後，再回想當時馮先生所說的話，表現的態度，和簽名的舉動，就有不同的意義。馮先生的一生根據他女婿蔡仲德先生的說法可大略分成三個階段[8]，大起大落。晚年回顧大道，專注學術，一心想在有生之年，用“修辭立其誠” 的態度，“不時發些奇怪（而創新、突破）之論” ，裨以完成一部傳世的《中國哲學史新編》，洗淨在毛江“戲弄”下的政治污染和海內外學者志士對他的“誤解”，回復學術上“海闊天空”的自由。如杜詩所云“新詩作罷自長吟” ，然後如《莊子．養生主》裏的“庖丁” 一樣，“提刀而立，為之四顧，為之躊躇滿志”[9] 。

在六四前夕，馮先生已經完成《中國哲學史新編》七冊中的六冊，正在撰寫最多是非的“現代哲學史”。踫到時代大潮流激起的大浪花，94歲幾瀕死亡邊緣的馮老，是“應該” 繼續埋頭著書，寫完大作？還是呼應北大師生的集體抗爭，和準備再度接受“公車上書”失敗後的羞辱？并失去完成經典之作的“大任” 和即將“到手” 的“不世之名” ？在這種緊張的情況下，馮先生所交待的話，就也有一些“交待後事”，和“以防不測”的用心。

在過去的半個多世紀裏，馮先生雖然是公認的哲學家和大學者，但是他熱衷政治榮名，很讓人懷疑他是否為一個“說一套，作一套” 的“投機份子”。而當他踫到危機，似乎總是把“生命” 和“風流”看得比“聲名”和“風骨” 來得重。所以對他來說，從五四到六四之間的心態表白和不顧“未完之業” 和“以茶為期”的生命，就顯得更是具有關鍵性的道德意義。

1988年，一年之前，馮先生為悼念曾嚴詞批評他 “諂媚江青”的梁漱溟先生去世，馮先生寫了吊文和一付對聯。下聯是“廷爭面折，一代直聲，為同情農夫而執言。” 讚美他敢于當眾批評集天下生殺及思想大權於一身的毛澤東，“在中國封建社會中，知識份子對于皇帝敢于犯顏直諫…這是封建社會中知識份子的美德” 。關於“直言犯諫”，《論語．憲問14》裏記載了孔子答子路問事君曰﹕“勿欺也，而犯之”。此見馮先生又再回歸於孔。

同年11月11日，馮先生又寫了《懷念陳寅恪先生》，稱讚“靜安先生、寅恪先生即當代文化 上之夷齊也。” 把當代兩大學者陳寅恪和王國維比作文化史上的伯夷、叔齊，這和司馬遷把《夷齊列傳》置于諸傳之首相同。可見馮先生上承司馬遷，自居史家手眼矣。自古以來人們說“人之將死，其言也善（真）”。所以我認為馮先生在“五四到六四”之間關鍵時刻的表現，是早以王、陳、梁三大學者為榜樣，不再學管仲“貪生怕死”和李陵降匈奴而“欲將以有所為也”。也許有人仍然以為馮先生又再“投機”，但我認為他們是自己常作此事，所以認為別人也“永遠”如此。

我之所以認為馮先生骨子裏和最後都是孔子和司馬遷的門徒，原因如下。

1. “國師！” ﹕ 馮先生中年以來熱衷於“國師”。有些學者對此不止有微詞而已。但《論語．陽貨第十七》裏記載﹕“佛肸召，子欲往。子路曰：昔者由也聞諸夫子曰：親於其身為不善者，君子不入也。佛肸以中牟畔，子之往也，如之何？子曰：然。有是言也，不曰堅乎？磨而不磷，不日白乎？涅而不緇。吾豈匏瓜也哉，焉能繫而不食？” 所以孔子和其後的無數學者，都熱衷於“學而優則仕” 。

2. “忍辱偷生 ？ ” ﹕ 孔子一再“忍辱” 意欲出仕為政，顯然是以管仲為榜樣。事見《論語．憲問第十四》，“子貢曰﹕「管仲非仁者歟？桓公殺公子糾，不能死，又相之」。子曰：「管仲相桓公，霸諸侯，一匡天下， 民到于今受其賜。微管仲，吾其被髮左衽矣。豈若匹夫 匹婦之為諒也，自經於溝瀆，而莫之知也。」”

3. “對孔發誓” ﹕ 馮先生九十歲時，《梁漱溟與馮先生最後一次會面》，“根據宗璞的回憶，這次會面談了四個話題。關於“諂媚江青”，馮引了子見南子而被子路猜疑的故事，還引了孔子對子路發誓的名言[10]﹕「予所否者 ，天厭之！天厭之！」” 可見得馮先生的行止用心還是以孔子為最高原則。

4. “積極批孔”和“殺祖滅佛” ﹕如果馮先生“一貫尊孔[11]”，何以如此積極“批孔”？這個大

疑問要從幾方面看，不能單線處理。我認為除了政治的壓力，和“嘩眾取寵” 的心理之外，馮先生還有學術上的看法和傾向。因為馮先生早期認為慧能的“頓悟說” 是從300年前竺道生的“人皆有佛性” 和“頓悟成佛” 說而來（《中國哲學簡史》[12]）。但道生的頓悟是悟佛理，是“向上躍”的“加法和乘法”。而慧能的頓悟是近于《老子》的除妄念，悟無所得，是“向下淨” 的“減法和除法”。道生的頓悟還是“原道、徵聖、宗經”，但慧能的頓宗卻能導致“殺祖滅佛”[13]，類似“除四舊、反封建” 的紅衛兵。所以馮先生雖然“一貫尊孔”，內心還是更重視創新和傾向於“殺祖滅佛” 的思路。

5.“殺祖滅佛” 和“語錄權威” ﹕經過多次鬥爭的經歷，馮先生更深刻地瞭解到宗教的宗派和門派之爭是人類的共性。他寫道﹕ 禪宗的興起，“主要是佛教內部的事情，對于人民并沒有什麼積極的意義。它打倒了佛教經典的權威，但是，代之而起的是禪宗“祖師” 們的語錄的權威…。” 馮先生在1986年寫出這樣的話，當然是對「十年文革」政經內耗和「毛語錄」盲目崇拜的嚴肅批評。只是把批評的話放在“禪宗” 的學術研究裏[14]，以為歷史的見證。但我們也由此看出，馮先生思想的“正反合”和“轉變”，是數十年來“縱浪大化中”後的“漸悟”，而不是“頓悟”。

司馬遷自許為“通人”，欲「究天人之際[15]，通古今之變[16]，成一家之言[17]」，而於“文史哲兵經”等多項學問都有深刻的研究，不止是歷史家而已。馮先生也有志於成為 “通人”，但只能在“文史哲” 有相當成績，但終不及司馬遷“文史哲兵經”的全面成就。

1. “立名” ﹕司馬遷以立名為人生目標。他在《報任少卿書》裏，毫不掩飾的說﹕“ 名者，行之極也”古者，富貴而名摩滅，不可勝記，唯倜儻非常之人稱焉”。馮先生的人生目標也是如此。

2. “自用”﹕根據《報任少卿書》，司馬遷說“士為知己者用，女為說己者容 ” ，所以馮先生為毛澤東賞識，非常激動，大有知遇之感。所以“日夜思竭其不肖之才力，務一心營職，以求親媚於主上”。甚至于“ 主上所戲弄[18]，倡優所畜，流俗之所輕也 ”。

3. “ 隱忍苟活，文采表於後世 ” ﹕等到皇帝翻臉不認人，把司馬遷處以“蠶室之刑”，辱莫大焉。但司馬遷的“生存哲學” 和馮先生一樣，他說“夫人情莫不貪生惡死，顧妻子，至激於義理 者不然，乃有所不得已也”。“所以隱忍苟活，幽於糞土之中而不辭者，恨私心有所不盡，鄙陋 沒世，而文采[19]不表於後世也”。司馬遷發憤作《史記》，馮先生發憤寫《中國哲學史新編》，心情意志完全相同。

4. “謗議，鄉黨所笑 ” 和 “蓋棺論定 ” ﹕《報任少卿書》裏還講了相同的“為眾所笑”、“有口難辯”的情況——“下流多謗議。僕以口語遇此禍，重為鄉黨所笑。今雖欲自雕琢，曼辭以自 飾，無益於俗，不信，適足取辱耳”。所以馮先生也和司馬遷一樣，“要之死日，然後是非乃定”。馮先生熟讀《史記》，當然知道司馬遷的經歷和結果。所以他能忍辱定心，終於完成大作，幾乎是司馬遷的再版。

5. “人生目標 和高下次序 ” ﹕因為深受司馬遷的影響，所以馮先生才會在生命的末期，特別撰寫“知己者” 陳寅恪先生的紀念文章，把陳寅恪和王國維比之文化上的伯夷、叔齊。但值得我們注意的是，司馬遷把《夷齊列傳》置于諸傳之首，是依照“立德、立功、立言” 三達德的次序。管晏列第二，是功；老子韓非排第三，是思想哲學和立言。以下的司馬穰苴、孫吳、伍子胥都是兵略家，然後才輪到儒家的《仲尼弟子第七》和儒學教育。這似乎指出馮先生是“倒吃甘蔗” ，從儒學教育開始，也學過武術和喜歡收集兵器來代替兵略作戰之學。然後寫哲史和六書“立言”。書為天下所重之後，乃意圖作管晏，希望“立功[20]”於治國平天下。然而在學術和政治的結合發展上，經過許多次的跌跌撞撞之後，終於體會到為什麼司馬遷把《夷齊列傳》的“德行”置于諸傳之首，而“大人虎變”，進入人生的第四個階段。更由於史家的眼光，馮先生以全力掌握了“現在” ，完成了《中國哲學史新編第七冊》；而且臨終還強調“未來” —— “中國哲學將來一定會大放光芒”；而且又提醒人們重視“過去” —— “要注意《周易》哲學” 。所以我們研究「馮學」的七百萬言，也不能忘記他所強調的“過去”和“未來”。

說到“過去”，談話就自然轉到馮老在清華和聯大的歲月。尤其是張寄謙教授也和馮先生同樣是清華—聯大—北大三校的校友，而且正在編輯《國立西南聯合大學校史》，和計劃撰寫《中國教育史上的一次創舉 —— 西南聯合大學湘黔滇旅行團記實》[21]。於是馮先生向清華弟子輩的張寄謙教授提起了當年“萬里長征，辭別了五朝宮闕…” 從北平到昆明，三校師生艱苦奮鬥的大遷移舊事。馮先生對張教授說，妳還記得我給《清華1938級年冊》題的字嗎？那就是《孟子．告子下》裏的﹕

“孟子曰﹕“天之降大任於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勞其筋骨，餓其體膚，空乏其身，行拂亂其所為。所以動心忍性，增益其所不能。”

馮先生閉了眼睛朗頌《孟子》的名句，後來回想起來，才瞭解他是“借古揚今”，夫子自道也。但是我不記得他是否唸了後一段話，那就是“人恆過，然後能改。困於心，衡於慮，而後作。” 記得《孟子．盡心篇》還有一段﹕“恥之於人大矣。為機變之巧者，無所用恥焉。不恥不若人，何若人有？人不可以無恥，無恥之恥，無恥矣。” 這些話《四書》的名句大家都學過。至於身體力行，只有少數的真正“道學”“理學” 大師認真的實行。一般的“新舊儒家” 恐怕都不容易做到。從歷史和現代史而觀，在一個政體動用戰爭、國安、改革等名義和群眾暴力之下，也只有像梁漱溟等倖以大名和機智的話語扣住集權政體的領導人如毛澤東者，才能逃過大劫。（至於世界上一般的人民，包括中國文革時期的江澤民，都會受到暴力欺凌。江澤民在炎暑之下被批鬥三天，昏死過去，幾乎喪命[22]。）所以梁可以批馮，但其他的人若要批馮，恐怕先要回答耶穌的名言﹕“如果群眾中有那一位沒有做過錯事的人，他才有資格出來丟第一會石頭[23]。” 然後還要親身體驗過這種長期的恐怖，才有資格批評一位只有“短期”“歌功頌德”的“口業、筆業”，但沒有“整過人、害過人”的學人。

馮先生不僅是當代第一大哲，而且是著名的“公眾知識份子(the public intellectual)[24] ”。

他在抗戰時期寫的《新世訓》中早就討論過道德和生活衝突時如何處理的基本問題。他那時說﹕“宋明道學家所謂「人之至者」，是在道德方面完全底人，而我們所謂「人之至者」是在道德方面及理智方面完全底人。… 或可問，如此二者有沖突時，則將如何解決？ …完全底生活本來是難能底，但雖是難能底，我們卻必須以之為我們的生活的標準。 ”

馮先生那時的看法傾向於用“理性”去對待衝突，這其中已經指出在求生存的奮鬥下，他會採取像管仲一般，“欲將以有為也” ，而決不“感情用事”，輕易“自經於溝瀆”。但他也理解“理學家”何以堅持“餓死事小，失節事大”。（按﹕孔子也說過：「去食，自古皆有死，民無信不立。」《論語．顏淵篇》）也許就因為他的“貞元六書”陳義甚高，暴得大名，所以「禍兮福之所倚」。在天下人都注視的情況下，他的“逢迎權勢”就變成“君子之過也，如日月之蝕”。或者說是“明鏡惹塵埃”，所以成了“箭靶”。這有點像殷紂王，“子貢曰：紂之不善，不如是之甚也。是以君子惡居下流，天下之惡皆歸焉。（《論語．子張篇第十九》） ” 換成現代的白話，這大約就是所謂的“ 把自己的快樂，建築在別人的痛快上” ，或者是“把眾人的罪推給耶穌，讓耶穌替自己上十字架”。

《論語．子張篇》又記載曾子論典獄官曰：「上失其道，民散久矣。如得其情，則哀矜而勿喜。」曾子的話雖然久遠，而且權威性不及孔、孟，但是我想他的話有其超越時空的“共性”，值得我們兩岸和海內外人華人，甚至世界人[25]，去深思，和考慮“抽象繼承[26]”。

因此，雖然我還有其他的問題想請教馮先生，但是因為孟子所謂的「不忍人之心」，而“站失良機”。其實看似“損失”的其實不一定是“損失”；沒問的和沒說的，都在幾個會合的對話中道盡。追問和“自釋”恐怕都落俗和著相。馮先生曾說，要瞭解古人的思想，必先要體會古人的心境。如果不能“將心比心”，問的再多，解釋的再細，也是白搭。古人所謂“白首如新，傾蓋如故”，大概就是這個意思。

應該說的是，我們為馮先生高興，他“壽而不辱” （而不是當今散文大家張中行先生所寫的《壽則多辱》），以謙卑的名譽“空間”， “換取” 著書的“時間”，終於取得了 “最後的勝利”。馮先生雖然對“兵家” 的研究相對地有限，但是他“成一家之言” 的“大戰略” 卻是成功的。

這是他個人之福，也是中華文化之幸。為此，我有短詩記之﹕

時間不知不覺的流過，訪者怕馮老疲勞，開始說打擾和告辭的禮貌話。就在這時，馮先生隨口拈來一首七言絕句，總結這次的對話。以詩贈別，是為古有；隨手拈來，則恐今無。其詩曰﹕

曾賞山茶八度花，有幸南渡[27]得還家。當時舊事重題記[28]，五十年間浪淘沙！

馮先生能寫詩填詞作歌題碑，是當代哲人裏少有的“文史哲”全材。他不僅能用古詩說理述情，而且還寫過雅俗共賞、可以傳世的《明詩》小品論文。他用《明詩》為名，顯然精讀過《文心雕龍》的《明詩篇》，而有承先啟後，并與朱光潛等當代《詩論》名家一別苗頭的自信。他在《明詩》中批評溫飛卿之流的詩人常寫些“沒有意義底話，亦都是自欺欺人底話。不但讀詩者知其如此，即作詩者亦自知其是如此”，這些詩當然不是“進于道底詩”，“只能以可感覺者表示可感覺者[29]，則其詩是止於技底詩。” 所以他的這一首詩，特意振聲朗吟於女詞人張敬和近代史家張寄謙之前，當然是既“有意義” ，又能集《文心雕龍》“神思、通變、定勢、情采、鎔裁” 等篇的文理要求於一役，而又是留下警句的好詩。這首詩我的理解如下﹕

第一句是說抗日戰爭時，國民政府遷都到四川重慶。馮先生也隨聯大三校遷校，萬里長征，逃難到昆明。因為八年抗戰，留在當地欣賞了彩色繽紛的山茶花八年。第二句也是講歷史。是說“歷史上有過晉、宋兩朝（按﹕尚有南明第三朝）的南渡。南渡的人都沒有能活著回來。可是這次抗日戰爭，中國一定要勝利，中華民族一定要復興。這次南渡的人一定要活著回來，這就叫“貞下起元”。這個時期就叫“貞元之際”（《馮先生自述》）”。八年抗戰勝利，能夠回到北平老家和學校，這是歷史上罕見的“幸事”。詩人的口氣在前兩句都是積極奮鬥而樂觀地回顧歷史。 第三句又是講歷史，但也是哲人自豪他的《西南聯大紀念碑文》能夠“文壓群雄”，“有見識，有感情，有氣勢，有詞藻，有音節，寓六朝之儷句于唐宋之古。承百代之流，而會乎當今之變 [30]” ，故文采將表於後世，殊可自喜也。

前三句是賦比鋪陳，但是第四句則承前三句八年歷史回溯，兀突一躍，激起千重浪！此句一出，大有王勃寫滕王閣警句的氣勢，就連最堅強的張寄謙教授，一時之間也欷噓起來。其余的人，雖然沒有相同的悲痛遭遇，但也都瞭解馮先生和十億人所曾遭受的痛苦，於是乎，紛紛擦眼睛，擤鼻涕，情勢一片感傷[31]。在場諸人，個個感傷，然而身心輾傷最鉅的馮先生，卻是泰然自若，好像真是眼耳俱閉，不聞不見。正如他早歲在《新理學》中說﹕“一詩人作一詩，必將其自己暫置於旁觀者之地位，否則他只有痛哭流涕之不暇，又何能作詩”？

馮先生既然是司馬遷的門徒，所以寫詩好用歷史典故，和常用幾十年的長時間來看人世變化，及百千年看文化思想的變遷。譬如他在1959年寫的《四十年的回顧》，其中就有兩首詩，其一是“不堪往事重回顧，四十年間作逆流” 。其二是 “一日便如二十年，衛星直上九重天”。分別以20年和40年為時間單位，回顧比較自己和國事的變化。文革平反之後，他于1982年赴美，於哥倫比亞大學接受榮譽博士學位時賦詩曰﹕“一別貞江六十春，問江可認再來人？。智山慧海傳薪火，願隨前薪做後薪。” 馮先生熟讀古書舊詩，我認為他那一句“五十年間浪淘沙” 雖然是神來之筆，但也是老杜《觀公孫大娘弟子舞劍器行》中“五十年間似反掌，風塵傾動昏王室” 變化出來的畫龍點睛之句。觀諸上一世紀中國翻天覆地的變化，可真是“一百年來如反掌，五十年間浪淘沙”也！

和馮先生同時，寫過半部中國哲學史和文學史的胡適，也喜歡用長時間來看文化和社會的進步。胡適於1947年的《眼前世界文化的趨向》一文中寫道﹕“我是學歷史的人，…民主自由的趨向，是三四百年來的一個最大目標…最近三十年的反自由、反民主的集體專制的潮流，在我個人看來，不過是一個小小的波折，一個小小的逆流”。胡適和馮先生都曾表現了他們對“時局”的“幼稚”的樂觀看法。胡適甚至在最困難的時期，仍然自稱是「一個無可救藥的樂觀主義者」。但胡適“有幸”沒有經歷“三反、五反、反右、反修”和“反反革命”的十年浩劫，而且中風死於剎那之間，不曾遭受像馮先生和許多知識份子所受到的長期羞辱和折磨。胡適生前，對馮先生，頗有成見。可惜他沒活到百歲，看到馮先生的「大人虎變」和橫跨古今，寫到現代的中國哲學史。

說馮先生的「大人虎變」，其中當然有“春秋月旦，臧丕人物”的意味。一般談論友蘭先生的文章好以“人格”定調[32]。我覺得這樣做似乎太單純，簡化了歷史人物的“多樣性和辯證性[33]”，不如說“性格”傾向來得實在。類似的情形也曾發生在抗戰時期，執長“偽”北大的周作人身上。周作人雖然不自辯解，但卻感嘆過人人（按﹕包括感性和理性）都有“神鬼二氣”。如果“鬼”氣佔了上風，所謂“理性”也者，也常只不過是為“鬼氣” 和“ 仇視” 等負面意識形態，找尋 “合理化” 的藉口之工具罷了[34]。

關於馮先生的性格，他自己曾勇敢地坦承“可是我當時也確有嘩眾取寵之心[35]…自己犯了錯誤，不能說全是上當受騙了[36] ”。借用《論語．公冶長第五》裏孔子的話，那就是“ 棖也慾，焉得剛？” 關於馮先生喜歡爭取歷史性的“文史哲”創作榮譽，還有一件“校級” 的“大事” ，那就是聯大校史上有名的公案﹕ “聯大校歌作者是誰？” 多少年來，馮先生口口聲聲、“有字有據”地宣稱“西南聯合大學的校歌是我作的，歌詞調寄《滿江紅》…云云”（見《馮友蘭自述》）。

但是根據史家的仔細考證，西南聯大校歌確切是羅庸作的詞，張清常譜的曲（也作了詞[37]）[38]！可見得馮先生對聲名之“執著”，正如他在《新原人》第五章所批評的“功利境界”[39]。他後來熱烈地“歌德毛澤東”，以及讓梁漱溟鄙夷他涉嫌“諂媚江青”，也都可以從這類“小事”見出其“可能性”。不過由此也可以看出要論定一個歷史名人，有多困難。

現在許多學者都說“研究中國哲學史，馮先生可以超出但不能繞過”，所以要“全面瞭解馮先生”。依我淺見，這都不容易做到。因為馮先生身兼文史哲三家之長，學備中西，經歷起伏，而且長命，所以要想超出，大概只能局部或片面的超出。而全面瞭解，則除非研究者具有他那樣的廣度，否則只能瞎子摸象，各得一肢。 現代學術研究非常講專業，知今的難以鑽古，曉西的無暇弄東，學文的不易論理，究史的未必研哲，格物的又罕具文采[40]。能夠精通幾門不同象限的學問，還能有“晉人風流”，這恐怕是新一世紀的文、史、哲各門的學者們再也不能做到了。難怪馮先生以他的詩詞碑歌書聯為豪，自云新編完成之後“新詩作罷自長吟”，然後“提刀而立，為之四顧，為之躊躇滿志 ”。但是若要比較馮先生和中國哲學史上的大家朱熹和王陽明，我認為馮先生還要讓位兩三級。因為朱、王不僅是承先啟後多有創新的大思想家，而且詩文書法更在友蘭先生之上。今儒若不知詩，如何能解得古人心思學理[41]？除此之外，朱王二人都有兵功。朱熹是宋孝宗封的「武學博士」（不是儒學、理學或道學博士），也曾領軍平亂成功。王陽明則將倉卒之寡眾，一月之內擊敗擁有精兵，且號稱知兵的寧王宸濠大部隊。這都是馮先生望塵莫及之“學問” 和“事功”。這些關鍵的成就也是歷來研究朱王者所忽略之處。由此可見，想要全面研究朱熹、王陽明和馮先生這類多樣性大師，在實際上相當困難。因此，除非學者們能除去門戶之見，內外之別，各業團隊通力合作，否則“知行合一”的理想“境界”是很難做到的。也許，專注研究“部份儒學”[42]，和“部份朱、王、馮學”，更符合時代潮流和專業訓練？

1957年，馮先生“勇敢和委婉地”提出“抽象繼承法”，而招來“政治敏感”學者“們”的熱烈圍剿。在遭受到相當的批評和打擊之後，他後來用“共相”等說法試圖沖淡政治檢查的壓力。

其實他是本著學術精神提出“中庸”的見解，意圖調和化解意識形態下，把“如何選擇和命題” 與“本質和怎樣繼承”混為一談的錯亂。其實馮先生當年所說的并沒有什麼“非常奇怪之論”，人類的文化思想都有共相和異相。就其“同”者而觀之，八大文明未嘗不共通也[43]。但若只著眼於“異”，那麼「階級鬥爭」和「文明衝突」都是“仇必不可解”，於是乎，擁有各種“大規模毀滅武器”的強權玩弄戰爭，就像在火藥庫裏玩爆竹的小孩們，爭伐不休，而人類的生存危矣。

馮先生一生曲折坎坷的經歷雖然是中國的悲喜劇，但是徵諸人類歷史和西方文化，我發現他的故事，又與西方文學和思想大師哥德所寫的《浮士德》類似。浮士德本來是一個大學者，只是欲「究天人之際，通古今之變，成一家之言」，并為了“重返青春”與提升“學術權力”，便和“似有法制”的魔鬼定約，以魔鬼 “今生的服務”交換自己不確定的“下一個生命”。浮士德的故事，本出《聖經．約伯記》，卻和馮先生的人生過程是何等相似！我認為馮先生的故事可以成為一部20世紀的“新浮士德” —— 因為他在最後年紀過百之時，也是雙目失明，卻同樣能奮起，向魔鬼說“不”，舍棄了曾經苦苦追求的知識、權力和青春，反而“辯證”地達到學術和良心上的“自由自在” 如“飛龍在天”而“解放”得救[44] 。

清華大學格非先生曾在 2001年有一篇叫著《《白鯨》的白色》演講稿[45]。他的結尾是“我們的捕鯨船已經駛離了麥爾維爾的那片凶險的水域，但我們依然是“裴廓德號”船上的水手。” 似乎有類似馮先生悲天憫人的憂慮。馮先生在《中國哲學史新編第七冊．總結》裏引張載歸納辯證法的四句話，“有像斯有對，對必反其為；有反斯有仇，仇必和而解。”來批評馬克思和毛澤東“仇必仇到底”的思想。其實“仇必仇到底” 不止是馬、毛的思想，也是西方“一神教”和“進化論”等思想的偏鋒。 我倒是認為馮先生所受的磨折其實是他學問和道德提升的激動力，他因名而致禍，因禍而失明。但卻又是因失明而精集，因受辱而進德。很有當代「塞翁」的味道[46]。《法華經．提婆達多品第十二章》裏記載佛陀講經，竟然感謝屢次要殺害他的提婆達多是他前世的啟蒙師！禪宗的六祖慧能也說﹕“道無明暗，明暗是代謝之義。明暗無盡亦是有盡，相待立名。煩惱即菩提。明與無明，其性無二”。可惜馮先生在專心於中國哲學史之餘，已經精力耗盡，不能從印度哲學裏提煉另一層次的思維。不過，如果馮先生變成了佛教的覺者，那麼誰又能代替他寫中國哲學史，藏諸名山，傳諸後人呢？

馮先生在身經馬克思和毛澤東“無限鬥爭”思想的摧殘之後，推想馬克思的思想大約是“仇必仇到底”。但吊詭的是，天下的大師們的思想和行為都具有“多樣性和辯證性”。譬如杜甫在悲鬱的詩之外還有幽默的諧戲詩[47]，陶淵明在表面的淡泊之外，又有豪情的一面[48]。作為十九世紀影響人類最大的思想家馬克思，當然也有另外的一面。馬克思也曾說：“現代的舊制度不過是真正的主角已經死去的那種世界制度的丑角 … 世界歷史形成的最後一個階段就是它的喜劇 … 這是為了使人類能夠愉快地同自己的過去訣別 [49]”。對于熟悉“社會病理學家” （孫中山語）馬克思各類經典語錄的人，這或許是另一挑戰，可以再度發人深思。

莎士比亞說「人生是一個大舞台」。從莎氏的戲劇類別來看馮先生，他的一生是個絕無冷場的歷史劇，其中的悲歡離合，有勵精圖治的前段，然後又有鬧劇，喜劇，悲喜劇[50]，悲劇，和終場的晚節不虧，大作完成，“提刀四顧，躊躇滿志”，的喜劇收場。他留下750萬字的著作，和兩句擲地有聲，傳世不朽的遺言[51]﹕中國哲學將來一定會大放光彩，要注意《周易》哲學。我去年寫了一篇文字，題目叫作《舊經典活智慧[52]》，也是承傳和發揚馮先生一類的意思。而且很欣慰的是，中華兒女，不分老少地域，都很喜歡這個題目。我想這也就對得起馮老，和六四前夕提攜我們去訪問馮友蘭先生的張寄謙教授，和已去世五年的母親，張敬教授。有道是﹕

不傷大哲乘風去，但憂百花無蘭芝。能識厚智何載立，後浪淘天續前知。

希望這一篇拉雜的訪問記，能在記述馮友蘭先生的眾多文字上，加上一個“百萬分之一” 的時間小點，和幾條“奇怪之論”，以

[1] 《中國哲學史新編第五冊》﹕氣象是人的精神所表現於外的，是別人所感覺的。程頤說﹕「學者不欲學聖人則已，若欲學之，須熟玩聖人之氣象不可」。（《二程遺書》卷15）

[2] 林中明《臺靜農﹕從北大到台大》，《北大百年校慶紀念文集﹕名人與北大》, 北京大學出版社

[3] 詩用馮友蘭先生1982年在哥倫比亞大學接受榮譽博士的賦詩“一別貞江六十春，問江可認再來人？。智山慧海傳薪火，願隨前薪做後薪。” 按﹕馮先生（66歲）1961年賦詩捧毛澤東（68歲）曰﹕“不向尊前悲老大，願隨日月得餘光。”

[4] 鄭板橋佩服徐渭之極，嘗自刻一印曰﹕ “願為青藤門下走狗” 。

[5] 哥德《浮士德．第一部．第三場》﹕魔鬼梅菲斯特得到上帝的允許，去“戲弄” 浮士德，如貓之玩弄活鼠。於是俟機變成一頭黑色獅子狗，進入浮士德的書房，以誘惑之。（見﹕錢春綺譯本，上海譯文出版社，1999年。）

[6] 馮友蘭曾寫《論風流》，亦自許天地風流。《南渡集上編》1943年。《哲學評論》第九卷第三期。

[7] 照片﹕ 六四前夕北大三角地大字報教師簽名記錄﹕ 馮友蘭第一名！

[8]蔡仲德《論馮友蘭的思想歷程》，新竹《清華大學學報》第25卷第3期，1995年9月。

[9] 《餘生札記》1990年九月六日，《讀書》1990年第11期。“杜甫（《丹青引》）總的意思是說，美是出于自然而又高於自然。其所以高，是因為又藝術的創造。藝術的創造是有一個過程的。杜甫在另一首詩裏說﹕“新詩作罷自長吟” ，這裏所說的就是詩人在完成一首詩以後所感受的“躊躇滿志”。”

[10] 《論語．雍也第六》子見南子，子路不說。夫子矢之曰：「予所否者，天厭之！天厭之！」

[11] 《梁漱溟問答錄》裏梁漱溟認為馮先生開始“一貫尊孔”，後來卻“批孔”，人格有問題。

[12] 馮友蘭到了晚期才體會慧能的見“性”是見宇宙的心，見《中國哲學史新編．第四冊》263頁。

[13] 溫金玉《慧能與竺道生的“頓悟” 說有何分歧？》，《禪宗三百題》，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年。

[14] 林中明《禪理與管理— 慧能禪修對企管教育與科技創新的啟示》，華梵大學「第五屆禪與管理研討會」論文集，2003年5月。

[15] 哥德《浮士德．天上序曲》﹕（浮士德）“好高鶩遠，心血沸騰，他想摘下天上最美麗的星辰…” 。（錢春綺譯本，上海譯文出版社，1999年。）

[16] 《浮士德．第一部．第一場》﹕“使我認識是什麼將萬物，囊括於它的最深的內部，看清一切動力和種子，不再需要咬文嚼字”。（錢春綺譯）

[17] 《浮士德．第一部．第一場》﹕“我超過靜知而無創造力的“司智天使”，我的自由之力，已在自然的血管之中遨游”。（林中明意譯）

[18] 哥德《浮士德．天上序曲》﹕梅非斯特 (Mephisto) ﹕“我不接待死尸，我的習慣，就像貓兒要玩弄活老鼠一般。（錢春綺譯）

[19] 90年夏，馮友蘭為女兒宗璞寫最後一幅壽聯，內有“豈獨文采傳三世，莫讓新編代雙城。” 以文采為家學，而自豪也。見宗璞《三松堂斷憶》1991年。

[20] 《浮士德．第一部．第三場》浮士德把《約翰福音》的首句，從“太初有道” 解成“太初有為”。

也是為“立德、立功、立言” 而內心掙扎。（錢春綺譯）

[21] 《國立西南聯合大學校史》1996年，張寄謙《中國教育史上的一次創舉 —— 西南聯合大學湘黔滇旅行團

記實》1999年，北京大學出版社。

[22] 香港文匯報2003.13報導，江澤民前天對湖北省的全國人大代表發表講話後，說，一九六六年至一九七○年，他在武漢鍋爐研究所當所長，當時正值文革，造反派問他最怕什麼，他說最怕毛主席。就為這句話，他被批鬥了三天，在高溫下昏了過去，被人用「十滴水（一種解暑藥）」搶救過來。他說，這輩子就在武漢昏過這一次。

[23] 《聖經．新約‧約翰福音．第8章第7節》﹕ "He who is without sin among you, let him throw the first stone at her."

[24] 杜維明《人文精神與全球倫理》﹕“公眾知識份子” 就是關心政治，參與社會，而且對文化有抱負、有敏感度的一些專業人士。《中國大學學術演講錄（2001年及以前）》，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2002年。

[25] 這在歷史上包括﹕黑暗時期的歐洲人，納粹統治下的德國人，軍國主義下的日本人，文革暴亂時的中國人，以及2002年 911刺激下的美國人…。

[26] 馮友蘭《中國哲學遺產底繼承問題》，《光明日報》，1957年1月8日。

[27] 馮友蘭《西南聯大紀念碑文》﹕稽之往史，我民族若不能立足於中原，偏安江表，稱曰南渡。南渡之人（晉、宋、明），未有能北返者。吾人為第四次之南渡。

[28] 馮友蘭《四十年的回顧 1959》﹕“不堪往事重回顧，四十年間作逆流。”

[29] 馮友蘭《明詩》﹕宇宙間有只可感覺，不可思議者。有不可感覺，只可思議者。有不可感覺，亦不可思議者。

[30] 馮友蘭《聯大紀念碑碑文自識》1976年。

[31] 哥德《浮士德．獻詩》﹕聽我聽我朗頌最初幾幕的人們，他們再聽不到以後的詩章。我的悲歌打動陌生人的世界，他們的讚許反使我覺得心傷。（錢春綺譯）

[32] 林中明《從劉勰《文心》看八大山人的六藝和人格》，《文心雕龍》2000國際研討會論文集，

學菀出版社 2000。

[33] 林中明《陶淵明的多樣性和辯證性及名字別考》，第五屆昭明文選國際研討會論文， 2002年10月。

[34] 哥德《浮士德．天上序曲》﹕他們稱之為“理性” ，應用起來，比任何野獸還要顯得粗野。

[35] 按﹕連周恩來在延安整風時，也曾自我批評﹕“我是個破產的封建世家子弟。這個家庭社會給我的好虛榮、包庇、愛面子、自私、世故、畏首畏尾、患得患失…的劣根性並未很好鏟除，…便成為我以後長時期富有妥協性缺乏原則性的根源…。”高文謙《晚年周恩來》，2003.4.5。

[36] 《三松堂全集．第一卷．三松堂自序．附記》第334頁。

[37] 《三松堂全集．第一卷》第183頁

[38] 西南聯大校歌: 羅庸詞，張清常曲。《國立西南聯合大學校史》，北京大學出版社，1996年，第一頁。

[39] 馮友蘭《新原人》第五章我們常見講學問底人，總好爭某某事是 “我” 發現底。他們總要“功成自我”。往往學問或事功越大底人，越不能容忍，別人爭他的發現權，或分他的功。林按﹕楊振寧和李政道為「宇稱不對稱律」的發現權之爭，而互相指責，竟至絕交不相視語，亦是此一境界。

[40] 我們談馮友蘭的中國哲學研究魏晉玄學唐宋思想，而不瞭解“兩漢碑文 ”，“魏晉之駢體” 和“唐宋之古文”的“識見，感情，氣勢，詞藻，聲調”，大概最多只能從他留下的“文字” 裏去瞭解他的邏輯大義，但是永遠不能“洞見”他的“玄心”“意境”和“妙賞”何謂“深情”和“風流”了。 “用抽象的概念加上思索、推敲，那就是隔了。” （馮友蘭《王國維文藝思想隨感》，《中國哲學史新編第六冊》）

[41] 馮友蘭《懷念陳寅恪先生》“曾國藩之所以賞識（俞樾）“花落春仍在” 這句詩，可以作為「中學為體，西學為用“那句話的寓言。”

[42]《孟子集序》﹕…韓子曰：「堯以是傳之舜，舜以是傳之禹，禹以是傳之湯，湯以是傳之文、武、周公，文、武、周公傳之孔子，孔子傳之孟軻，軻之死不得其傳焉。荀與揚也，擇焉而不精，語焉而不詳。」又曰：「孟氏醇乎醇者也。荀與揚，大醇而小疵。」又曰：「孔子之道大而能博，門弟子不能遍觀而盡識也，故學焉而皆得其性之所近。其後離散，分處諸侯之國，又各以其所能授弟子，源遠而末益分。」

[43] 林中明《中西古代情詩比略短述》，第五屆《詩經》國際研討會 2001 論文集。

[44] 哥德《浮士德．第五幕第五場》﹕是的，這是智慧的最後總結﹕要每天爭取自由和生存的人，才有享受兩者的權力。…我抱著這種高度幸福的預感，現在享受這個最高的瞬間。（浮士德向後倒下）（錢綺春譯）

[45]《中國大學學術講演錄》，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2002年。307 至 325頁。

[46] 馮友蘭哲學創作的動力，可能如他所云﹕“如同一條河，在平坦的地區，它只會慢慢地流下去。總是碰到了崖石或者暗礁，它才會激起浪花。或者遇到狂風，它才能涌起波浪。”

[47] 林中明《杜甫諧戲詩在文學上的地位—— 兼議古今詩家的幽默感》，杜甫1290年國際學術研討，2002年11月28及29日，台北淡水淡江大學。

[48] 林中明《陶淵明的多樣性和辯證性及名字別考》，第五屆昭明文選國際研討會論文，鎮江，2002年10月。

[49] 馬克思《黑格爾法哲學批判導言》：《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72，第五頁

[50] 按﹕初稿後，經查前人亦有此看法。彼時德國文學大師薛凌有短評以為《浮士德》為悲喜劇。 Friedrich W.S. Schelling (1775 - 1854) < On Faust as Tragicomedy> ( 1799 - 1804)

[51] 哥德去世前數星期為《浮士德》所寫最後絕筆兩行詩﹕「我的塵世生涯的痕跡就能夠，永世永劫不會消失。」

[52] 林中明《 舊經典活智慧 -- 從《易經》《詩經》《孫子》《史記》《文心》看企管教育和科技創新 》，第四屆《中華文明的二十一世紀新意義》學術研討會（喜瑪拉雅基金會）主題﹕傳統中國教育

與二十一世紀的價值與挑戰，嶽麓書院．湖南大學，2002年5月30日及31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