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記者：金先生您好，感謝您接受北大新聞網記者的採訪。韓國高等教育財團為什麼會選擇在異國的教育和學術文化領域進行投資？這樣選擇的社會背景是什麼？如此選擇的深層思考是什麼？
金在烈：我們的世界是一個開放和共存的世界，雖然世界上不同民族的文化發展進程和模式不盡相同，但總體上都遵循著一個宏觀的框架和趨勢，那就是不同文化都要經過民族——國家——世界——人類這樣的延續階段，異彩紛呈的文化形式和特質最終都要彙聚到人類共同文化這一龐大旗幟之下。在當今全球化潮流主導世界格局的大背景下，人類社會全方位的發展和進步更加需要營造一個多元文化和平共存和共融發展的氛圍和前提。在這一人類共同的歷史使命的召喚下，世界上每個國家都能站在各自獨特的文化聖殿中，扮演著各自不可或缺的固有角色，發揮著各自不可替代的推動作用。這也正體現了新世紀多元文化共存共榮的時代要求。由此可見，當今的學術文化領域對塑造人類未來的存在形態和人格價值擔負著多麼神聖的職責。因此我們財團選擇在這一領域內的投資是立足于為人類文化的共同發展做出應有的貢獻而並非出於盈利目的，換句話說，我們的投入是不追求經濟利益回報的。按照這一宗旨，我們把投資計畫定位於一個漫長時間跨度的“百年計畫”，以每三十年為一個階段將其劃分為大致三個階段。
第一個三十年，我們致力於為韓國國內的學術文化領域培養高水準的學術人才，顯著提高國內學術界水準，傾盡所能推動韓國整體上進入現代文明意義上的知識社會。並且以之輻射到周邊地區，為鄉鄰亞洲各國的學術文化水準提高做出貢獻，以此為跳板逐漸將這樣的積極影響擴展到世界文明的體系中。很高興，這一既定的階段目標我們已經完成了。
第二個三十年，我們計畫建立起穩定牢固的“亞洲基金”，在這一雄厚的經濟後盾支持下，把推動學術文化發展的力量延展到整個亞洲範圍內，面向亞洲各個高等學院和各國學術界，不遺餘力地促進各國學者之間的學術文化交流和往來並以此起到繁榮學界的目的。我們已經於2000年啟動了這一全新的投資專案，而目前這一階段的投資構想正處於積極的實施過程中，比如如此高規格、大規模的學術盛會——《北京論壇》。並且我們承諾在未來的30年裏還將在保證現有投資力度的基礎上持續不斷地資助亞洲學術領域的發展。
第三個階段的任務就要等我們的下一代去完成了，那時他們要做的就是讓已經得到驗證的先進繁榮的亞洲學術文明站在國際先進水準的浪尖，主導世界學術領域發展的潮流。
記者：那為什麼財團會選擇北大作為此次學術盛會的主辦者呢？您對第二次《北京論壇》有何期待？您對《北京論壇》及其影響力有何預測？
金在烈：我們考慮到，作為我們計畫的第一次世界範圍內的高水準高規格的學術文化盛會的舉辦方，其自身必須具備深厚的文化內涵和底蘊，必須在文化領域內具備某種強大的象徵意義和獨特地位。中國作為東方文明乃至世界文明的發祥地之一，她數千年燦爛博大的文化資源，在此資源基礎上形成的針對文化整理和延續的優秀傳統和氛圍，以及中華文明對人類文明發展歷程的特殊貢獻和獨一無二的地位，必然會吸引世界範圍內的高水準的學界人物心馳神往。何況，北京作為這一悠久文明古國的首都，其自身特殊的歷史背景讓她佔據了這一浩繁文化體系的核心地位，再加上作為中國最高學府的北大在中國學術文化領域的領先地位和引領作用，這一切的結合必然會引起世界範圍內的足夠的重視。光從北京論壇與會代表的高品質、大規模和強大的學術陣容就可以看出，世界學術界對此次論壇的關注程度。會議的進程也表明了北京論壇在未來可以預見的不斷壯大的規模和大幅發展的潛力。事實證明，北大的行政方面的結構和能力是很強的，完全能辦好這樣的會議。在第一屆論壇上，我們告訴人們，為了人類的發展，東方有什麼貢獻。第二屆論壇關注的是，我們就共通的情感和思想能不能達成共識。我們還會舉辦和支持其他類別的文化活動來擴大學術性論壇的影響，這方面我們還需要更多的交流來商談。至於它的影響力，我想短期內應該不很明顯。但我們會建立相對完善合理的評估機制，以十年為單位對此類論壇對於學術交流和發展的積極影響進行準確衡量，相信在不久的將來這樣的正面影響肯定會逐漸體現出來的。
記者：從兩屆《北京論壇》的主題看都是：文明的和諧與共同的繁榮，這應該是雙方的共識，您如何理解這一問題的重要性的？
金在烈：20世紀是西方哲學引領世界的歷史，21世紀我們應該在重新解釋東方哲學、文化的基礎上思索整個人類文明的發展道路。為西方文明引導的20世紀是文化衝突的世紀。哈佛大學的亨廷頓教授在《文明的衝突》一書中，預言東西方必然產生大的文化衝突，這是西方思想的角度，文明衝突是他們思想邏輯的必然結果。事實上，西方文明產生和發展所導致的文明衝突，我們許多國家都深刻地經驗過，西方的霸權思想所帶來的兩次世界大戰，給世界人民造成了巨大的災難和創傷。現在，二十一世紀已經到來，我們要是再用這樣的思想指導歷史活動，就無法維持人類的和平，就一定會導致人類的滅亡。我們主張，二十一世紀不應是文明的衝突的世紀，應該是，正如《北京論壇》的主題所表明的——文明的和諧、融合和共同繁榮。
要達到這樣的目標，我們賴以汲取智慧的一個重要文化資源就是東方的儒家思想，儒家主張“仁愛“，主張“和而不同”，這正是我們追求人類和諧相處的重要的理念。儒家的思想在歷史發展的長河中不斷地融入很多思想因素，但是基本的精神沒有變化，這就是如何通過恢復人本主義來引導紛亂紛爭的社會走入正軌。春秋戰國時代，很多階層、很多人喪失了自己的地位和權利，戰亂不已，社會失去了平衡，這種紊亂最後藉以儒家的人本主義得以解決。上個世紀80到90年代興起的新儒家思潮就是希望扭轉過去用西方文明的眼光審度我們自身的迷惘，而是依靠東方的智慧，按照人本主義的原則重新解釋新的二十一世紀。我認這是十分重要的。
記者：在歐洲，為了解決不同民族發展中的共同利益，他們結成了同盟。為什麼亞洲沒有出現像歐洲那樣的經濟、政治和文化的共同體？
金在烈：歐盟的成員國，有著共存的文明，他們有共同的基督教的傳統，17世紀產業革命開始後相互影響一起發展起來，他們的文化生態不像亞洲這樣複雜。20世紀他們為了追求共同的經濟利益，開始了經濟的一體化。亞洲國家在上個世紀也開始了經濟的一體化的努力，如APEC，為了這些環太平洋國家的經濟、安全、和平，產生了國家的組合，但是這種組合不是文化的共同體。
亞洲的各個國家能否實現文化的共同體？我認為亞洲和歐洲和亞洲完全不一樣，亞洲是經過個、多樣文化發展的地區，需要互相瞭解、尊重，促進文化的和諧。我們可以稱其為共同文化體。東方文化基本的東西是相通的，佛教的傳播增強了這種共通性。中越韓還接受了共通的儒家思想。有了這些作為原點的基本思想，多樣化的文化集合可以實現共同文化體。其實文化之間的相互瞭解速度是很快的，中、韓兩個國家的人，語言不同，文化不同，但是見面很容易溝通，通過非言語的方式可以表達的情感和意義已經很熟悉。我注意到，中國政府和領導人提出“構建和諧社會”的政策和目標，我是完全贊成的。在國際上不同文明之間需要和諧相處，亞洲各國最好的方向是在人本主義思想的基礎上和諧相處。現在應該是實現這個想法的恰當的時候。《北京論壇》就是要向世界傳達東方的思想——和諧的思想，這在世界歷史上也是有意義的事情。
記者：我們中國的大學現在處於一個迅速發展的時期，像北大，我們提出“創建世界一流大學”的建設目標，這也是我們合作舉辦這個論壇的重要動因。作為一位教育活動家，先生能否談一下韓國教育界和學術界當下的思想動態呢？
金在烈：韓國的教育事業在國民心中具有非常崇高的地位。從小學到大學再到大學之後的深造階段，社會力量對其投入的關注都極其密切。因為韓國從政府到國家公民，對高等教育事業歷來非常重視，並且一直期待著它的提升和飛躍，人們認為教育的品質和水準決定著韓國這一民族和國家的未來興亡。這種全社會的高度關注和支持直接帶來了高等院校之間激烈的競爭，它存在於學校的規劃發展、辦學品質、師資力量乃至學術水準等各個方面。同時，國內相關機構組織建立了針對大學學術品質的非常健全的評估體系，這也為學術水準的穩步提升提供了可靠的監督機制。我們有一個目標，韓國期待在2030年內能建立起世界一流大學，而目前韓國國內各階層對於教育事業的高度熱情和投入不僅引發了對學術品質提升的高要求，也為這一目標的實現打下了堅實的基礎。
記者：近年來中韓兩國的交流、合作獲得了快速發展，從國家到民間的相互交流都非常活躍。您是如何理解這種現象的？作為韓國高等教育財團總裁，我們大家都很關注您在中國生活和工作的背景，能否談談你的相關經歷？
金在烈：某種意義上說，整個東方文明是同源的，這讓東方各民族和文化形態之間具有鮮明的共通性。但即使如此，歷史也不能允許各民族和國家在各自固守的領域內自我封閉、裹足不前。中韓兩國人民在漫長的歷史進程中沉澱下的燦爛文化當然也具有同源性，這就可以促使兩個民族的文化可以也應該在相似的背景和基礎上搭建成共同發展的框架，互通有無，各汲所需，取長補短，共促共進，我把這個可預期的光明的前景目標看成自己的義務所在。而實現這一目標，加深兩國文化的深入交流融合，需要相應的人士和機構投身於此並為之不懈努力，我就願意成為擔當這一重任的一分子。
我本人研究的專業方向是中國哲學，其中更專攻於藝術哲學領域，目前仍在韓國高麗大學講授中國哲學，我本人其實更偏愛中國古代哲學，比如儒學和道教等方面。
記者：我感覺出，您是一位充滿智慧的學者，也是非常敏銳的社會活動家，能否為我們闡釋一下您的自我人生哲學？
金在烈：在對生命的體悟中，我非常關注人的肉體有限性這一哲學命題，而更關注這一命題定位在東方哲學思想中的解釋。《周易》中說：“有限乾坤”，就是強調出人的生命與肉體在浩淼的大自然中的狹小性和有限性。但這種有限性並不是絕對的，我們可以將它哲學化和提升。人的生命固然有限，但在有限的人生中積累豐富的知識和才學卻可以讓人的精神境界達到無限化。要創造這樣精神無限的人生境界，就需要我們不斷秉承創造性的文明傳統，發揚創造性的文化精神。對此，每個國家和民族的人民都有自己的那份責任，而知識份子和學者更應該為此做出自己的貢獻並起到身先士卒的作用。
我們的人生是一條路，時間和空間決定了，我們的感性和理性無法同時實現，我們應該選擇哪個是最有意義的事情，應該明確地具有自己的人生觀、生死觀。所有人的生命都有終點，到了最後的時間，自己能感覺到沒什麼後悔的事情就可以無悔地坦然地面對生命的終結。在我的人生哲學中，知識份子應該擁有哲學化、創造化的人生，並傾盡生命的力量為世界人民的幸福和世界文化的繁榮鞠躬盡瘁。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