給明蘅

我分派的南寧國中是在台南的郊區—灣裡。從學校到成大，搭客運再轉車，要花兩個多小時的時間。離開成大兩年，在那兒我找不到多少認識的人—我是說朋友。當然，教授，餐廳服務的人，甚至街上的小販，都還是一樣。可是我卻覺得我是一個圈外人。再也回不去了。

我聽到明蘅要回到成大建築系當助教的消息，我非常興奮。我們是大學時代最好的朋友，也都是西格瑪社的成員。（西格瑪是成大的一個學生社團，主要的興趣在人文藝術，然而也幾乎涵蓋一切，正如Σ這個符號在數學裡頭代表總和。）當時我們倆是老搭檔一起辦活動，做過好多事。現在他要當一年助教同時申請美國的研究所。他的女朋友已經先到國外唸書了。他們打算，隔年夏天他的女朋友回來，結婚再一起到美國。至於我自己，我沒什麼打算。

明蘅在我們熟悉的大學路的巷子租了一個房間。巷子裡的房屋很多是早年美軍顧問的住所。西式的平房有厚厚的紅瓦。我住的是學校的單身教師宿舍。宿舍其實只是一排低矮相連的房間有長長的走廊。只有三個單身男老師住在那兒。

我大概隔週會出去看明蘅一次。探望週的禮拜六下午，我稍微清理一下，再到走廊的水龍頭洗洗衣服。然後就騎著那成大買來的舊腳踏車，經過一條大約一公里多的鄉間道路，到那客運招呼站去。路的兩旁是綿延的菜圃，其中間雜著廢棄乾涸的魚塭。遠處有一堆堆冒煙的東西。我想像那是農人在焚燒收割後的殘餘。（一些年後，灣裡這小地方，因為燒拆船的廢五金，造成環境問題而出了名。）路的盡頭就是站牌，那兒唯一的一條公路從村裡通到市區。交岔路口的一個角落有幢廢棄的舊倉庫孤立著。從它的破窗子還可以看到裡頭四散的一些墊木。我會把腳踏車停靠在牆邊。牆面的水泥有部分剝落，露出了紅磚。我那生鏽的黃色腳踏車會躺在那兒過個一兩夜。從那兒我還要再轉兩趟車然後走十分鐘的路才到明蘅住的地方。

明蘅每一次看到我都很高興。有時我擔心會不會太常去看他，打擾了他的工作和生活。不過我要是沒出去，他會在下一個禮拜六的上午打電話到學校的辦公室，邀我一起做些什麼。幾年以後，我想起這些，也會懊悔當時我沒多花點時間跟他在一起。那時，我們就像兩個孤單老人湊在一起，卻有各自的寂寞。明蘅喜歡喝酒，我喜歡跟他一起喝酒。

當時他的寂寞和憂慮是不難理解，因為女朋友已先在國外，他的將來也猶未確定。然而自從他大學時代的後期，一種隱藏在他內心，更為深沈的憂愁，時而就會顯現出來。他一向聰明瀟灑，幽默慧黠，甚至有些調皮。女孩子都喜歡他。我從大學開始就認識他，雖然我無法完全解釋，卻能夠感覺，他那微妙的轉變。當時，我可能是唯一他認為能夠了解他的人。雖然我們是同年，我卻感覺像是一個平庸的大哥，總要保護他聰明的弟弟，要鼓勵，要幫助他去追求他的理想。

而我卻無法為自己找到一個位子。我喜歡教書。學校放學之後，我留在我小小的房間裡頭批改學生的作業。改完作業，會想看看書，但我卻不能真正地讀進去。門外的前院有塊學生開闢的花園。圍籬種著七里香一類的矮樹叢，在夜裡，有時散發著強烈的香味，濃郁得教人疑心外頭就有那多事的夜生活—是一個浮華世界。然而實際上，卻是一無所有。夜裡的宿舍區只是一片死寂。緊臨後窗有一堵高高的磚牆，分隔著學校和農田。從裡頭看不到外頭。牆內那狹隘的地帶，種了一排竹子，添了一點綠意。然而入夜以後，唏嗦蕭瑟，教人更覺孤寂。有時月光斜照，竹影投射在窗上，隨風撩動。在我的房裡，空蕩的壁上掛著一幅我自己寫的字，那是胡適之的句子：「山風吹亂了窗紙上的松痕，吹不散我心頭的人影」。老實說，那時，我的心頭並沒有什麼不散的人影，然而我的心卻如窗上的竹痕那般零亂。

寂寞我是守得住的。

二．

我跟明蘅這樣的隔週碰面，確實也給我們兩人帶來不少生趣。禮拜六通常我會在他那兒過夜。我到了之後，我們就出去，在勝利路找一家餐廳吃飯，就像我們在大學時期一樣。吃過飯我們會買些酒，通常是高粱或竹葉青，有時也在路邊攤切點下酒小菜。回到屋裡，我就煮一些蛋花湯。用他的桌上的一個紅火鍋燒水，水滾了打幾個蛋下去，再加點鹽和味精。那就成了。有時，我還會再加些明蘅喜歡的花胡瓜和醬汁。湯非名湯，卻足以佐酒。等湯汁喝完了，如果鍋裡還有料，我們就再加些水進去，如此可以持續不斷。

我們的談話依然是西格瑪的。可是自從大學後期，明蘅愈來談得愈多的是中華文化，而非他所擅長的西方思想。他似乎在違反著潮流時尚。那可是文化的鄉愁﹖或是心路的滄桑﹖我們酒愈喝，他的話愈多，而我愈少，直到兩人不覺睡著。第二天，過了中午，我們或者到研究生餐廳吃中飯，或者簡單地在街上吃些水餃。飯後有了精神，我們會去找一些朋友，也許還到成大附近的一些地方走走。然後晚上我們就繼續再喝。如果我硬得下心，提早結束，我就當晚回到宿舍；要不然，我就再留一晚。隔天早上，那才真是難。我得一大早起來，趕搭最早班的公車，然後一路擔心轉車等等。常常我趕不及。那就得叫計程車，一路坐回學校去。那大概要花我一天的薪水。有一次明蘅問我，這樣沒睡覺禮拜一還得上課，情況如何。我說學生麻煩可大了，那一天我的話特別多，課講得特別好。

明蘅的女朋友B.B.放寒假回來。我有兩年半沒見過她了，感覺她變得比較自信果斷。他們倆難免有些爭執，教人難過。可是我們三人依然像從前，一起到西門的路邊攤吃東西，還到城裡她的家裡去。當年他們倆約會的時候，常常好心地想到我，邀我跟他們一起去吃飯看電影。老B.B.還是一樣的。她幫明蘅弄申請研究所用的作品集，還送去印刷。在她飛回加拿大之前，明蘅的申請表都寄出去了。

新學期開始了。明蘅，申請學校的事辦好了，輕鬆了一些；可是有時候卻更見憂愁。我們仍然相聚飲酒；有時談話卻難以持續。偶而我們也會找一些年輕的西格瑪來，於是聚會就變得熱鬧有趣。我們倆，引徵古典，月旦當代。那是我們的脫口秀。我們仍然是一對老搭檔，而小西格瑪不過是著了迷的觀眾。可是我卻為他們感到難過—我們只是兩個寂寞的老人在玩弄著老把戲。

有時我會怕碰面，儘管自己關在宿舍裡頭也不是辦法。禮拜六晚上，如果沒去看明蘅，我就騎車到村裡。大概要十五分鐘的時間。我會去一家小餐館—說來只比路邊攤稍好一些。我就只叫一碗加魚丸的米粉湯；想像我是在一個陌生的地方，沒有人認識我。或者，禮拜天早上，騎到菜市場，買一點新鮮的魚丸和青菜，然後回宿舍自己煮一碗米粉湯當作簡單的一餐。

春天午後的太陽亮得刺眼。小路上的石子白花花地閃爍。整個花園在陽光裡窒息似的緘默。手捧著空碗，凝視門外那一框靜止，我一直在等待寂寞的禮拜天午後以無聲的音樂淹沒我。

在四月裡，好消息一個接一個地來。明蘅幾乎被每一個他所申請的學校錄取了，包括麻州理工學院和加州柏克萊。有些朋友評論，說這樣的成就洗刷了他三年前成大研究所沒考取的恥辱。當時，我根本不認為考不取是他的失敗。我嗤之以鼻。我們不需要！當時，我們馬上認定“服完兵役，出國深造”。現在，我是多麼替他高興，感到驕傲。他的計畫已經完成一半了。再來就是婚禮了。

我自己在五月中再度參加成大物理研究所的入學考試。我並沒有多加準備；儘管我恢復了一些物理的記憶，我想我還是不可能考取的。我想的較多的是明蘅的婚禮快要到了，而我就要當他的伴郎了。

六月一個禮拜六的上午，我下了課，一位同事黃老師把我叫住。就像他一向說話的方式，他嚅囁著：“吳老師…真可惜…我看了報紙，你…沒有…真可惜…”他是一個善良謙卑的人，總帶著歉意。起初他說得我有點迷糊；接著我馬上會意，他是說，本地的報紙登了研究所放榜的名單，我沒上榜。我微笑對著他說，“噢！我也沒寄望…沒關係。”他還一直抱歉然後才離開。突然，一下子我為自己感到非常的悲哀—我以為我不抱希望的。我以為我不會在乎的。

庭園漸漸地灰暗下來。天也開始下雨了。我無法再坐在房裡凝視窗外。我需要出去，去找明蘅，不管這是哪個星期。撐著傘走在那鄉間道路，我可以感覺那冷冷的雨混入溫熱的空氣中，我可以聞到那菜圃的泥土潤濕的氣味；然而我看不清我周遭的一切，除了遠處電線桿上小小一盞昏黃的燈。那一里路似乎是永不止盡。我不記得我是怎麼到他那兒的。

明蘅熱情的歡迎一如往昔。他問我吃過飯沒，立刻放了幾個粽子在電鍋裡蒸。啊，是端午節了。B.B.的媽媽送來粽子和一些過節的零食。每年這個時節，南台灣也都會下個幾星期的大雨。我無法細細地品嘗那粽子的美味。

桌上擺了一些甜點美食，但我們倆都沒去碰。我沒說話，明蘅的話也不多，只偶而叫我喝酒。突然，我站了起來，抓過雨傘，往門外走去。關上前院的大門在暗夜裡是怦然的聲響。狹長的大學路巷子沈默無言。雨仍然細細地落。我不知道要往哪兒去。踅下巷子，我想到打電話給E。

三．

E在市內的一個私立高中教書。上學期將要結束之前，學校送我到一個訓練營去，為期一週，算是獎賞。訓練營有上百個全市各中學的老師來參加。E和我在同一個隊裡。她的姐姐也在另一隊。這對像雙生的姐妹馬上成為注目的焦點。E給我的印象不同於一般。起初，她似乎有點矜持，跟她熟了以後，感覺卻是即之也溫。她說話的聲調有些低沈，語氣舒緩，偶而帶點嘲諷，正好配合她的沉著和幽默。

結訓以後我們的隊又聚了幾次。我跟好幾位老師成為好朋友，E也在內。我會隔一陣子跟她通個電話，雖然不很常。要打電話給她，我得騎車到村裡用公共電話。E表示有興趣替我介紹女朋友。她跟我提了幾次，我都不置可否。有天她通知我，說已經跟一個女孩子—也是她學校的一位老師—說好了，見面的事也安排了。於是我們就在城裡的一家餐廳等待—那女孩子一直沒來。走出餐廳，E說很抱歉，還一直說：“怎麼這樣呢﹖都說好了的。”我安慰她，說：“沒關係啦。”隔壁有一家電影院，正上演菲唐娜薇的《螢光幕後》。於是我們決定去看那電影。真好。

過了一陣子，我打電話給E，提起我們一起去看的電影。我脫口說出也許我們可以再去。E說，我們感覺真好，那就夠了。是啊，那就夠了。在“那就夠了”之後，很長一段時間，我沒打電話。有一個晚上，我到村裡去，看到公共電話，我很遲疑。我打了。她好像很高興，問為什麼這麼久沒我的消息而我到底在忙些什麼。我說不出所以然，只好提我在準備考研究所，雖然不抱什麼希望。她聽過我的哈密爾頓尼安笑話。她接著很認真地鼓勵我，要做就做好，還叫我有好消息要讓她知道。我說很可能是不會有的。她要我無論如何都打電話給她。如果聽到我大聲說話她就知道是好消息—接著我們倆都說—要是沒有我們就小聲地說。

在大學路的巷子裡，我邊走邊想著對E的承諾，如果我能說那是承諾。我該怎麼告訴她﹖我為什麼要告訴她﹖巷子底彎出去有拓寬的一段路；那兒矗立著一幢六樓公寓—是這個老住宅區唯一的高樓。在那角落有個公共電話。我打給E。說了“是我”之後，我停了很久。E問我怎麼啦，為什麼不說話。我還是很難開口。於是，我嚅囁道：“我…只能小聲地說…”E只困惑了一下子；她了解那是什麼意思。她表示遺憾也試著安慰我。她說：“沒關係。明年再來嘛。”還想辦法說些別的，要讓我心裡好過一點。電話上面的螢光燈發出慘白的光，我可以看見細細的雨絲吹落在我的臉上。E的話語逐漸變成虛空中的回聲。在濛濛的雨中，我們可像是依著電話喁喁噥噥的一對﹖噢—不是這樣的—那沒有意義了。那也就夠了。我一直沈默只教她不安起來。我聽不進她接下來說了些什麼，除了她最後的話語，近乎哀求，“你不要難過嘛！你不要難過嘛…”就像我們兩人即將分離。

回到明蘅的房裡，我感覺恍如隔世。他沒問我到哪裡去了。我坐在那兒有好一會，然後轉身向他苦笑，"…沒上，”我終於說了。“沒上，”他發出回聲，一臉的肅穆，接著是沈默。他能說什麼呢？這不像三年前，那時我可以說我們不需要。當時他也能夠馬上有了未來的計畫。現在他已決定要到MIT而B.B.再幾個星期就要回來了。差不多每件事都照他們的計畫進行。而我呢？

明蘅為我思慮的多於為我難過的。

隔天，我們在大雨砰然中醒來。我們不能到哪裡去。明蘅又蒸了一些粽子，甚至自己做了蛋花湯。外面的世界是灰濛濛的一片，連巷子對過屋頂上的紅瓦也是。我們兩人很久很久都是默然無語，他甚至也沒叫我“來，”喝一點。火鍋裡，蛋花與深色的醬瓜擠成一團，浮在黃褐色的湯上面，因為有好久沒人動它了。我一直在看著窗外，那層層疊疊的屋頂。不休不止的雨已化作千軍萬馬，在屋頂上奔騰跳躍。長長短短的腳踩著屋瓦，要把它們踩爛，就像要踩爛我的心。

房裡，沒點燈，已經完全暗了。明蘅終於說話了，“明年…我走了…我想…你最好還是回北部去…回家…至少那兒還有一些朋友…好歹也有些照應…”啊—我變成需要被照顧的人了。又過了好一會，他說他已經在清理他的東西，一些我還可以用的，他要給我。一直到這個時候，我都還沒真正想過他的離去，我們的分別。而現在東西都留下來了。

雨仍然在下著，只是小了些……今晚我想要回到我的宿舍，我會拿這一小袋你給我的小東西。其餘的—太重了，這回，我帶不動……